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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研究论文 略论资本主义萌芽下中国江南地区社会的变迁 ——以《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为研究中心 姓名：姜莹莹 学号；1011114127 专业：10历史学 学院：社会发展学院 略论资本主义萌芽下中国江南地区 社会的变迁 ——以《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为研究中心 摘要： 碑刻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所揭示的史实也较为可靠，尤其是在16世纪以后传统社会开始转型，商人、手工业者日益活跃，会馆、公所遍布城镇，劳资关系日趋复杂，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都在该时期的碑刻史料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明清社会变迁的认识。 关键词： 明清以来 社会变迁 苏州 碑刻 正文： 明清以来，苏州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中西文化交汇激荡，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社会变迁得风气之先的地区，而且苏州自古以来就人文荟萃有着大量的碑刻遗存。碑刻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所揭示的史实也较为可靠，尤其是在16世纪以后传统社会开始转型，商人、手工业者日益活跃，会馆、公所遍布城镇，劳资关系日趋复杂，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都在该时期的碑刻史料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明清社会变迁的认识。下面就苏州碑刻史料略从几方面阐释当时中国社会的变迁。 一、家庭、宗族内部的变化 人是社会中的人，每个人总是在社会中扮演特定的社会角色，但每个人总是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的第一部分碑刻集中收录了很多的墓志铭，，而且大多数是普通人的墓志铭。在这些人中有妇女、儿童、农民、商贾、乡绅等等，其中尤以妇女为多，有65人，每一块墓志铭都要介绍铭主的婚姻、子女和生活，因此每一块墓志铭就是一个家庭的简史。 173块墓志铭反映了158个家庭的基本情况（其中一部分是同一个家庭），在这些家庭中，有两代同堂、三道同堂、四代同堂，还有五代同堂，另外无子女的家庭大多立嗣为继，他们与两代同堂的家庭共同构成核心家庭[1]，占家庭总数的29.11%,三代同堂的家庭属主干家庭，占48.73%。三代同堂家庭又可两类：一类是主干双核心家庭，三代人中的第一、二代有两个核心家庭同财共居；一类是三代人中只有一个核心家庭，即主干单核心家庭。这些二、三代同居的小家庭占了77.84%，所以苏州人的家庭规模较小。四代、五代同居的家庭占22.15%，这些家庭规模较大，但他们的构成并非一定是共祖家庭，而真正构成共祖大家庭的仅四个，他们是第8号、34号、46号及86号碑，如明初陶彦清妻厉妙清墓志铭记载：彦清的曾祖父是良医，彦清则为地主，厉氏既归，“下驭子姓、僮仆仅千指，未寒而裘已备，未暑而葛已纫”[2]。 小家庭和累世共居的大家庭之外，是另一种家庭格局，即大宗族——小家庭，碑刻中的邹氏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反映这一家族有关情况的有10块碑刻，成碑时间由嘉庆二年（1797）起到光绪二年（1876）止。这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80年。处于末世的邹氏家族仍竭力置义田、修家祠，维持宗族血缘圈。邹氏常熟定居的有七代人，始祖耀卿公（七世祖）在康熙年间从无锡迁徙到苏州五龙桥，因“避渠区水匪”，再迁至常熟洞泾桥东，“遂家焉”。可见清初社会动荡不安是邹氏一迁再迁的原因。到辅侯公子振远公（四世祖）立志要建义田赡族，经历了三代人的努力才建成义庄、家祠，并在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后迅速重建。为何邹氏热衷于此举？碑文中稍微透露了个中缘由：振远公临终嘱咐其子华西“时华西甫弱冠，外辱纷起，拔前疐后者十余年，壮岁后乃得经始是事”，可见，“外辱纷起”是强化血族团结的主要原因。同时邹氏置义田赡养家族的范围是根据血缘关系亲疏来确定的，总之，义田的设置为邹氏血缘圈的强化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而形成了大宗族的局面。由此可见，从明中叶开始的宗族形态变化的趋势，即扩大血缘圈的现象在清仍在继续，而且是宗族在扩大的同时，家庭却在缩小。因为邹氏子孙成年都会分家和进行财产分配，尤以长房一支因其独特的地位发展最为繁荣，进而形成了一宗族内，贫富分化渐大，而且是宗族愈大，家庭愈小，进而形成了大宗族——小家庭的格局。从苏州碑刻史料看苏州家庭结构还是以小家庭为主体，而大宗族与累世共居的大家庭居于次要地位（如邹氏宗族只是个例），应该看到这是由商品经济发达和社会流动性大造成的。 此外，《潘元卿室陈硕人墓志铭》在叙述陈氏生平时，论述了妇德，指出“常谓妇之相夫，其德有四：顺、贞、慈、俭。”[3]其中关于顺 、贞、慈的解说，与传统儒家的道德观念并无不同，只有俭的解说则稍微透露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所造成的明代人观念的变化：“惟俭则生财有道”，这里的俭字还不止是一般意义上的节俭，而是“善理财而阜厥家，斯可谓之慈俭矣”[4]。善于理财，乃至生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