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勒歌》异文小识_0.docVIP

《敕勒歌》异文小识 关于北朝乐府民歌《敕勒歌》，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它的作者和描写地域，如王达津《〈敕勒歌〉小辨》 （《光明日报》1983年4月12日） ，刘先照《千古绝唱〈敕勒歌〉》 （《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 ，吴庚舜、侯尔瑞《关于〈敕勒歌〉 的创作背景、作者及其他》 （《河北师院学报》 1981年第1期） ，永安《民族大融合的瑰宝——关于〈敕勒歌〉的产生和流传》 （《文学遗产》1987年第6期） 等等，就先后倾力于《敕勒歌》到底是匈奴族还是维族的民歌、是民间传唱还是斛律金所写，以及敕勒川具体何在等 问题 的辨析上，至于由于“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两个四字句的出现所造成的诗律不谐和句式不齐，则很少有人关注。有论者称《敕勒歌》的文字除了“笼盖”与“笼罩”的差异，“此外不见异文” （周蒙、冯宇《雄浑质朴 率真 自然 ——〈敕勒歌〉论析》，《蒲峪学刊》1989年第3期）， 其实是很不准确的。 启功先生在他早年所写的《池塘春草 敕勒牛羊》一文中说:“野韵句式为三三四。而羊韵句式则为三三七，读之似欠匀称。”他进而推测:“庐字、笼字有一衍文，或其一为急读之衬字”，原因是“三三七字，为民间歌谣习用之句式”。先生又引了明代胡应麟《诗薮》中引此诗即无“笼”字的例子，说明在明代已有《敕勒歌》的另一个版本，从而比较郑重地提出了《敕勒歌》的异文问题。然而，治学谨严的启功先生，面对这条十分重要的材料，并没有轻从擅援，因为他认为:“譬之比事决狱，必其众证纷陈，情臻理至，始勘定案。” （均见《启功丛稿·题跋卷》，中华书局1999年7月第一版） 笔者在近两年的 学习 中，又陆续发现了几条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敕勒歌》异文的材料。 启功先生所引胡应麟《诗薮》中的《敕勒歌》，见于该书内编卷三。不过，“天似穹庐盖四野”的文本却并非胡应麟的首创和独有，在他之前和比他稍后，也有人运用了这个文本。之前的是王世贞，稍后的则是钟惺（1574—1624）和谭元春（1586—1637）。钟惺、谭元春二人合编的《古诗归》，将《敕勒歌》中“天似穹庐”与其下句连为一句，且没有一般所见的“笼”字。《古诗归》编成于明万历年间，因此，刻印于此期的本子就算比较早的文本了。笔者在国家图书馆见到的比较早的本子，分别是万历四十五年的刻本和基本同期的闵振业、闵振声校刻的三色套印本。两个刻本所收的《敕勒歌》，都没有“笼”字，而径直作“天似穹庐盖四野”。比钟惺、谭元春早六十多年的冯惟讷（1512—1572），也辑编历代古体诗歌而为《诗纪》。它所收录的《敕勒歌》，仍作“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后来人们所接受的《敕勒歌》，就基本是以《乐府诗集》和《古诗纪》为根据， 如逯钦立辑录《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即注明 以《古诗纪》为底本。《古诗纪》和《古诗归》中所收录的两种文字有异的《敕勒歌》，充分地证明了启功先生关于明代还有《敕勒歌》的另一个版本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据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卷一百一十一《与王长公第二书》，《诗薮》刊成于万历十七年（1589），而汪道昆还曾在万历十八年（1590）为该书作序，可见《诗薮》的撰成及刻印都要早于《古诗归》。《古诗归》对《敕勒歌》文本的处理可能接受了《诗薮》的 影响 ，或者是胡应麟与钟、谭先后共同依据了《敕勒歌》的某一种本子。 那么，胡应麟又有可能受谁的影响呢?根据 目前 的材料，我们认为他最有可能被王世贞所影响。胡应麟对王世贞的学问和创作十分佩服，曾经认为“诗家之有世贞，集大成之尼父也” （《明史·王世贞传附胡应麟传》） ，其所著《诗薮》即以王世贞之《艺苑卮言》为律令敷衍而成，还特意刻治“琅玡衣钵”印章一枚，公开表明自己是王世贞的学生。而王世贞对他这个心仪弟子也颇激赏，多次投诗相赠，为其《少室山房类稿》等作品写序，并著《末五子篇》一文，将胡应麟等“末五子”向世人予以郑重推介。他们的关系既如此密切，则彼此交流学术认识和互相介绍书籍 文献 就是情理中的事了。假如这样的联想和推测成立，那么胡应麟对《敕勒歌》的理解，就很有可能来自于王世贞所提供的认识和文献依据。因为我们在成书于万历三年（1575）的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六中所看到的《敕勒歌》，就明明白白地写作“天似穹庐盖四野”。从时间上说，这应该是“天似穹庐盖四野”文本形态的最早表现。 启功先生针对《诗薮》中《敕勒歌》无“笼”字的情况，曾经提出了两种推测:一是“明人所见果有无笼字之本”，二是“此字为胡氏所删”。第一种推测在上举《古诗归》中即已得到了回答，而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的出现，则使这种认识有了更加有力的根据。至于启功先生所说胡应麟删去“笼”字的情况，应该说还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在精于考订和慎对文献的胡应麟来说，他敢于这样做必然是有所依据的。而且王世贞在胡应麟之先已认同了“天似穹庐盖四野”的文本，假如他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