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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精魂 　　在连续写作九部中篇小说后，陕西作家陈忠实终于再也按捺不住了。凭着自己长期生活与艺术的丰厚积累，他用了前后共约四年的时间，写出了平生第一部五十多万字的恢宏巨著《白鹿原》。 　　《白鹿原》的写作，经过广大读者与文艺批评家的检验，无疑是成功的。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陈忠实用巴尔扎克的话，暗示了自己独特的写作视角。小说未能单纯从政治的层面，而恰恰从文化的角度入手，生动复活了本世纪五十多年以来发生在白鹿原上的一切，从而引起读者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的思考。 　　小说通过塑造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使我们更为强烈地感受到：这个人物的身上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负荷，他在村社的民间性活动，相当完整地保留了宗法农民文化的全部要义，他的顽强的存在本身，即无可置疑地证明，封建社会得以维系两千多年的秘密就在于有他这样的栋梁和柱石支撑不绝如缕。 　　白嘉轩人物形象的分析，我以为有以下几点。 　　 　　一、谨遵孝道，身体力行 　　 　　白嘉轩作为一家之长，以孝作为治家的根本。孝悌是仁德的根本，其根本内容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所以一方面他要竭力表现出对父母的孝敬，同时也严格要求子女对自己的孝顺，服从自己意志的支配。虽然他只读过五年书，对儒家文化精义却早有领悟。在对待父母时，他谨遵孝道，身体力行。在父亲秉德老汉临死之前嘱他早日续娶，他显得十分为难，说话也结结巴巴，再要那样，也得三年服孝满了以后，这是礼仪。在他眼里，服孝自古以来便是这样，天经地义，哪有三年孝期未过就办红事的道理。秉德老汉告诫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绝了后才是大逆不道时，他的头上始冒虚汗，但仍不敢立马答应，此时他心里惶急程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直到老汉在痛苦的挣扎中哀求和母亲等人的催迫下，他才哇地一声哭着答应了，并当即昏死去了，真是孝动天地。以后在母亲面前，他总是唯命是从，从来执拗过，也从未责怨过母亲。尽管白天辛劳异常，每晚进屋，必先向母亲问安，就着油灯陪坐在父亲生前坐过的椅子上，与母亲说家事，解除他一个人生活中的孤清，而且夜夜如此。他的续娶，似乎自己很不情愿，每次均是在母亲的固执下勉强居就的结果，因此，他对妻子很难说有很深的感情，他从未把妻子当成人平等看待，也从未有过夫妻间应有的体贴与温存。在他眼里，妻子只不过是传宗接代用以实现自己孝道的工具。同时，他也同样以孝要求儿女，在给儿子取名时，均以孝字作行辈，强调孝字，意在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谨遵孝道。他在家庭内部种种作为，无不体现着他对孝的尊崇与维护。 　　按理说，孝悌作为仁德之本，以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崇高地位和普遍奉行，对家庭、家族浓烈亲情关系的形成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稳定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恰恰是在具有优良孝悌传统的白家，也恰恰是在白嘉轩努力向子辈灌输孝悌思想的同时，所谓的孝道在白家越来越淡化了。首先是长子孝文的堕落，其次是小女白灵的出逃，委实都让他伤透了心。究其原因，并非真正是孝悌思想本身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是白嘉轩固守孝的旧涵。在他那儿，他以儿女是否服从自己的旨意作为判定孝的标准。这实际上是要把自己的一切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无条件地，毫无保留地传给自己的子辈，把他们培养成忠诚贯彻封建宗法精神的奴隶。他试图在白孝文身上复制自己，失败后又以小儿孝武为原料，成功克隆出第二个白嘉轩。看着白孝武能较为老练地执行各种宗法族规，并创造性提出意见，他的心里才得到些许安慰。 　　很显然，他的这种孝治思想在中国二十世纪初民主自由思想逐渐兴起的年代里是很压抑人性的，他的各种做法是注定要破产的。 　　 　　二、自信持正，仁爱忠义 　　 　　白嘉轩给人的印象是腰杆子挺得太硬太直，直到后来被土匪打折了腰，依然努力地挺着。正如他的身形特点一样，白嘉轩的为人处世也保持一种挺直的原则；虽然他一脸板肃，很少笑容，更不用说像鹿子霖那样逗哄小孩，但是在这严肃的外表下，白嘉轩的确特富人情味，而且完全发乎真情。自信持正，仁爱忠义似乎成了维系他整个人格结构得以支撑的主要品质因素。他牢记其身正，人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的信条，严格自律，注重自励与内省。在任族长的时间里，他始终坚持自信自持，除了正规的伦常范围内的婚姻外，他绝不像鹿子霖一样拈花惹草，搬弄是非。在民国初年，对正义的追求，使他发动了抗税的斗争，在冲击县政府时，他又因故被阻未能参加，所以事后未被捕，倒是鹿三，贺老头等人成了囚犯，为了不让鹿三等人替他背黑锅，他到了县政府，法院去要求代鹿三等人坐牢，自认是抗捐斗争的发动者，并终于利用姐夫朱先生的影响力，把鹿三等人救了出来。白腿乌鸦兵进驻白鹿原时，白嘉轩坚信百姓只纳皇粮，自古这样，旁的粮不纳。所以，他坚决拒绝替乌鸦兵敲锣征粮，哪怕杨排长将乌黑的枪管抵在他的脑门上，也不为所动。他对正义的笃信与维护由此可见一斑。在惩戒赌徒时，他俨然是正义的化身，他的一席话将受惩的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