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以“自己的话”来书写“现代的”汉语文学史.docVIP

汉语言文学:以“自己的话”来书写“现代的”汉语文学史 汉语言文学:以自己的话来书写现代的汉语文学史 　迄今为止，中国现代论文联盟www.LWLM.com编辑。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版本很多。1949年前有王哲甫的《新文学运动史》、阿英的《新文学运动史资料》、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等许多种。建国后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蔡仪的《新文学史纲要》、唐弢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数不胜数。在海外，还有刘心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夏志清的《中国论文联盟www.LWlM.com现代文学史》等等。虽然，建国前的著述显得零碎散乱些，海外的评说更加随意一点。而在大陆，无论是十七年，还是新时期以来，众多的学者乃至高校都在力图撰写出自己的风格。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现代性的背景下，重写的课题依然携带着一种逼迫一种重压，因为如何重写让人颇感困惑，甚至无处入手。最近，朱寿桐主编的近百万字的《汉语新文学通史》出版，可谓开启了一扇新的窗子。 　　鲁迅说过，在中国，无论是文学革命还是文学革新，其立足点都应该要说现代人的话，即：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厉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汉语新文学通史》所作的工作就是这样一种努力。翻开此书，异常鲜明地凸现出来两个关键词：一是汉语，一是新文学。前者强调的是中国人的、自己的话，它从空间领域横向地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存在和文学研究的视域，把香港、台湾、南洋地区等地华人的文学活动从世界的四面八方汇集到汉语这样一个共同体之中。后者旨在一个新字，它指向的是活着的、现代的、真的声音，它建构了一种新的理念、新的范畴，新的研究范式，从而在一种更为宽广的也是更为现代的新与旧对比之中，去探讨汩汩流淌的历史长河中诸种文学规律，去寻觅一种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两者兼容的文学世界的建构。 　　无论是传统语言学的研究，还是后现代语言学的基本取向都一致认定，语言，不是一个自足、自立的封闭系统。语言作为人安身立命的所在，是根植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中的，它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实、一种行为规范、一种思想结晶。 　　《汉语新文学通史》对语言的界定当然是汉语的语言，是白话的汉语，也是现代的汉语。于是，面对新文学，现代汉语的内涵就已经超越了语言本身的孤立性、符号性的静止状态了，它已经作为一种言语而存在了。一方面，现代汉语与新文学之间建构了一种同一性的关系，两者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两者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都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条件。新文学以白话的现代汉语为起点，并通过现代汉语为载体表现出来，现代汉语既是传达新文学思想内容的工具，也是创造新文学艺术的形式，它与新文学相辅相成、水乳交融地融会在一起。另一方面，在新文学史上，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因为语言只能通过思想而存在，思想也只能通过语言来表达。那么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汉语本身也是一种思想、一种理念、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行为规范，或者说是置于现代汉语之中的思想，或者说是用现代汉语进行的思考、言说。 　　从历史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到，语言革命往往构成了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乃至文学革命的先导。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同样是以语言变革为突破口的。20世纪初，黄遵宪提出我手写吾口、言文合一，裘廷梁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这些语言形式改革的理论，为五四文学革命拉开了序幕。随后，在五四运动中，胡适提出白话文学论，强调只有白话写成的文学才是活的文学，只有白话文学才应该是文学的正宗。同一时期，台湾的《台湾青年》、新加坡的《新国民杂志》、泰国的《文苑》、印度尼西亚的《新报》等杂志和很多海外华人也都积极地做同声相应，共同加入了这场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大潮之中。历史的实践证明，如此波澜壮阔的白话文革命的价值和意义是厚重、深远、多元的。一则，它是一场语言革命，是中国语言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革；二则，这场语言革命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语言的自身，由语言指向了文学。即：只有诞生了白话的现代汉语，才可能诞生以白话为载体的白话小说、白话新诗、白话戏剧等各种新文学体裁，才可能有突破旧文学樊篱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三则，语言革命的意义既超越了语言也超越了文学，指向了更为宽广的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如书中所说，在五四文学倡导者看来，语言本身是与政治生活、思想信仰、人格尊严相依相生的，文言是权利建制的工具，许多荒谬的思想都渗透在古代汉字之中。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目的不只是推倒文言文，更是要推倒以文言话语为代表的一套权利机制，要打倒社会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