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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商隐诗歌用事及叙事 　　摘 要：李商隐诗歌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用典。这些典故不仅在诗中高度地意象化了，还成为叙事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也成了普遍意义上的用事。这不仅体现在典故的改造与加工上、典故的情节虚拟上，更主要地是体现在视典故为事件的叙述上。用典、用事与叙事，三者皆与事有关，实际上难以截然分开。用典与用事使得叙事有了基本的元素，而叙事则使得前者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件。从“事”的角度理解李商隐诗歌的故事性、情节性，乃至艺术性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关键词：李商隐 典故 叙事 锦瑟 无题 情节 故事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7）01-67-73 李商隐诗的不易解，其中的一大因由：“獭祭鱼”式的好堆故实，是众口一词的。鲁迅先生也抱怨说：“玉?G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所谓的用典，一般也叫用事，这大概是因为典故也就是些有来历的事吧。2确实，李商隐在诗歌中是用了比较多的典故的，不仅是诗歌，他的骈文也几乎是“无一字无来历”。说他有此癖好， 大概也算是按赃定案了。但李商隐写诗用典自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那些几乎是由众多典故排列组合而成的诗篇，尽管很是有些难于索解，却又总令人觉得意味缭绕，“恍兮惚兮，其中有物”，3所谓“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4这又是人们不能不承认的。诗中典故及其特殊的使用方式，无疑是造成人们理解与审美背离的一个主因。相对于整首诗，诗中之典竟有点类似人们常叹的鲥鱼之刺了。鲁迅先生不满李诗的用典太多，但那是先享受了“清词丽句”后的回味之恨，大概先生之意也只是觉得鱼刺太多了吧。当然，把李诗中的典故比作鱼刺并不十分的恰当，因为鱼刺本身并不构成味美，它只是一味地滞阻人们享受美味的进程，而李诗中的典故却是形成诗味不可或缺的条件。它是会起到一种类似鱼刺滞阻品味的作用，但这样的滞阻却也会使得品味变得更加的持久与有效。况且，李商隐诗中的典故本身就是一种美。这些高度意象化、典型化的典故在诗中绝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或者可以忘却的言筌，它甚至就是诗本身，准确的说，是诗的结构与内在的组成部分。这我们只须举出最脍炙人口又最令人难解其味的《锦瑟》5就够了。这首诗不仅因创造性地化用典故而令人迷恋，更因对这些高度意象化了的典故采取并排呈现的组织方式而令人迷惑。刘学?|先生在总结了《锦瑟》阐述史后，认为“颔腹两联所展示的四幅意境朦胧缥缈、不相联属的象征性图景，为持有各种不同看法的读者提供了多重解读的可能。”1表面上看，这“四幅意境朦胧缥缈的象征性图景”确实可谓是“不相联属的”，它们共时性地陈列在那里，彼此独立如一颗颗圆润的珍珠，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是彼此无关的，事实上，它们既然被作者“精心地”挑选出来，就已然具有了某种先天的共性，从这个意思上说，它们本身虽是自足的珍珠，却是被一根看不见的线串在一起的。这根线是流动性的，历时性的，因此便和叙事与叙事的手法有着根本的关联。这篇文章想要证明的问题之一即是这类珍珠既是审美的，也是叙事的；既是一个个意象，也是一个个事件。也就是说李商隐诗中那些高度意象化的典故，作为意象不仅彼此有关，它们还与其他类型的意象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线索。这也可以说是从一个叙事的角度来考察李诗中的意象及其组织方式 一、用典与用事 李商隐是一个以抒情见长的诗人，他的那些令人感同身受、缠绵不尽的诗篇也突出地体现出了抒情的力量。抒情，无疑在他的诗歌中占据了一个中心的位置，或者说他的诗总是围绕着“情”，为表现“情”而动用各种手段与资源的。突出一个“情”字，大概并不算是对李诗的夸大或曲解。但李诗中的情尽管风光无限，却谈不上纯粹，也就是说在情中总还是有着其他的东西的，这个其他的东西当然不是指情的混杂物，而是指它由以显示的方式。从根本上说，情这个东西，本身是虚无缥缈式的，并不能单独行事，在人而言，总得与人的姿态、表情、动作、语言等相配合才能有所显示，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外”。在诗文中也大体如此，情若想为人所知，乃至还能使人心有所戚戚，就不能徒然地呼天喊地，用一些毫无实在意义的感叹之词，也就是得有实在的内容才行。简略地说，这个实在的内容，既非情，便是种种的事。故而不论其他，诗文中的情总是与一定的事相表里的。情的表现与事的展开就如一体之两用。总之，情与事本无可分处。情若失去了事的支撑，便也会失去可供寻绎的理，从而变成一团乱麻，混沌不开，表现在字面上也就成了一些无关事体的感叹之词了，而若事失去了情的灌注，则会变得一盘散沙，丢失了灵魂，好比是一张空洞的笑脸。从这个角度看，作为文艺创作的两大表现手段，抒情与叙事，实质上同根同源，本无须区分，也难以分开。这种现象其实在所谓的抒情诗中是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因为抒情诗看似离叙事很远，其实远则反，反而提示我们从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