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理学史看叶适的佛教观论文.docVIP

　　从宋理学史看叶适的佛教观论文 ..毕业 内容提要：宋代的理学家大都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受佛道之影响，而仍排佛道”。只有叶适对佛教采取真正的拒斥态度，本文从理学史上理学与佛学的关系入手，分析叶适站在其事功主义的立场，对理学思想史上道学与佛教相关联的态度，进而讨论他的佛教观及其根源。 关键字：理学史；道学与佛教；叶适；佛教观；事功主义 宋代理学受到佛教理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吕思勉先生在其名著《理学纲要》中分析理学与佛学的关系时说：“理学者，佛学之反动也..毕业，而亦兼采佛学之长，以调和中国之旧哲学与佛学者也。”又说：“故不知佛学之大要，不可以言宋学。”（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3页）。冯友兰认为理学就是佛教（禅宗）逻辑的推演（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被称为“理学开山祖师”（梁绍辉《周敦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的周敦颐，其名篇《爱莲说》就显然与佛教的经典和思想有密切的联系（有人甚至认为佛教理论是周敦颐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而《爱莲说》就是《华严经探玄记》的翻版）。他自己也“好为方外游”。而二程的思想则直接与佛教思想有着更直接和更深入的关系，虽然他们自己言语上“攻、斥佛老甚深”（叶适语）。“二程的人性论……它名为反对佛教，实际上已经吸取了佛教的僧侣主义及唯心主义”（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三册，235至236页）。即使是很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张载，也与北宋其他儒家学者一样，有过“出入于佛老”的经历，其思想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思想体系中的命题、范畴与佛教中的命题、范畴有着很多的相似性。事实上，正如李承贵教授评价张载的佛教观时的表述：“佛教发展至北宋，已深入中国百姓生活，深入中国语言，已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成为新的思想传统。张载‘出入于佛老多年，其思想深受佛教或者更准确地说，深受中国化了的佛教影响是无疑的，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张载自己也不一定能觉察到。”（李承贵，《张载的佛教观及其启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69页）北宋大多数的理学家的思想中都含着佛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南宋的哲学界也不能例外，朱熹“既直接继承了禅宗的思想，也继承了华严宗的思想”（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三册，243页）。虽然他在确立道统以及经典的同时，“一生都在极力的拒斥佛老以及他所谓的杂学”（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6页）。与他同时的陆九渊更加旗帜鲜明的认为佛教不是异端，“陆九渊思想特征不是阳儒阴释，而是儒体佛用”（李承贵《陆九渊佛教观考论》，载《现代哲学》2004年第4期，71页）。陈钟凡先生在其《两宋思想述评》中早已更加明确的指出：“考佛教宗派有八，其名相之谈，缜密瑟栗，性理之说，深远精微，诚前代所未有，中土所希闻。奈自唐季慧能传禅宗衣钵，别创宗旨，不立文字，惟尚机悟。其影响所及，遂开宋儒研究之先声。凡周、邵、张、程、朱、陆言心言性，几无不沿袭禅宗之说也”（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9页）。 从上面学者们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宋代的理学家们大都并不承认自己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甚至“拒斥佛老甚力”，一生都在发表全面反对佛教哲学的言论，但实际上他们都潜移默化的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冯友兰所论：“故道学家虽受佛道之影响，而仍排佛道，仍自命为儒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下册第237页）。虽然学者对定位这种影响还没有达成共识，如前所引，冯友兰认为理学就是佛教（禅宗）逻辑的推演，而牟宗三则认为理学受佛教的影响仅仅是“豁醒”而已（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在宋代理学界这种“受佛道之影响，而仍排佛道”——虽然拒斥佛道很积极，但自己的思想则明显的带有佛学影响的影子——的传统中，我们注意到叶适的观点鹤立鸡群，于众皆异。他对佛教思想的反对不遗余力，甚至是深恶痛绝的。这非但与北宋的理学家以及同时期其他学派的学者不同，与和他同属事功学派的陈亮也是不同的。 陈亮虽然也批判佛教的危害：“祀礼废而道家依天神以行其道，饗礼废而释氏依人鬼以行其教矣，祭礼废而巫氏依地示以行其法。三教尽废，而天下困于道、释、巫，而为妖教者又得以乘间而行其说矣：神示鬼物举不足信，用吾之说，则上下如一，天地适平。是以人心不约而尽同，缓急不告而相救，虽刀锯加颈而不顾者，彼其说诚足以生死无憾也。故道、释、巫之教公行于天下，而妖教私入于人心。平居无事，则民生尽废于道、释、巫之交；一旦有变，则国家受妖民之祸。顾欲恃区区之法以制之，是岂足以禁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