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语言文化研究中自我与非我的迷局.doc

跨语言文化研究中自我与非我的迷局 跨语言文化研究中自我与非我的迷局 　作语言与文化比较研究，首先要处理的就是自我和非我的关系，这事关研究者的基本取向。对于汉语语言文化的学者来说，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既要坚持汉语话语本位观，又要坚持多元化的语言文化观，汉语语言文化研究才能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积极健康发展。 　　自我和非我的关系 　　要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世界，必须通过辨别对比非我才能实现。斯宾诺莎提出这样一条定理：任何个别事物，即任何限定和有条件存在的事物，除非有自身之外的原因使其存在和行动，便不可能存在或在一定条件下行动。[1]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由自身确定，必须依靠他者来确定，事物的性质只有在与他者的对比关联中方能清晰显现出来。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讲到：如果我们谈到非我，那么非我的事物必然是不同的，非我和不同乃是同物而异名。[1]哲学中非我的概念，也可以解释异我文化概念，代表不同于自我价值观念的东西。非我的他者的存在是实在的，并不是自我可以杜撰、虚拟出来的。 　　西方对中国有两种全然不同的认识，理想化的中国和丑化的中国[1]。17世纪欧洲刮起了所谓的中国风，把中国当成道德完美的理性国家。法国的蒙田把中国看成欧洲的典范，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文明可以为欧洲许多道德、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伏尔泰认为中国是天下最合理的帝国。而稍后18世纪的欧洲则又表现出另外一派全然不同的景象。狄福通过笔下的克鲁梭表达对中国的厌恶，说中国人是野蛮的异教徒，中国政府是绝对的专制。约翰生博士认为中国人没有拼音字母，未能形成其他民族都有的字母表，可见其粗野。黑格尔描绘的中国乃是处于永恒静止状态的一个国家。这两种认识不同，但本质相同，都不切实际，全然是西方学者的发明。 　　中国对西方也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东西方接触伊始，中国的皇帝大臣称洋人蛮夷，中国是天朝，是文明中心，外国人要对天子称臣纳贡。近代知识分子从林则徐起开始放眼看世界,向西方寻求真理,以富强救国为己任。另有一种认识，也是将西方理想化，带有崇洋心理，否定一切自我，肯定一切非我。 　　上述东西方互相之间的错误认识，即是对待非我的两种错误态度。一是以自我为中心，封闭保守，忽视他者的作用，压制他者的声音。二是对非我过分依赖，对非我存在幻想，把非我当做解决自我问题的出口。[1]我们不能把自我和非我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把非我当做自我的对立面，预先期望非我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性质，在两者中垒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结果，自我的心灵被囚禁在囹圄之中。合理的做法是从非我出发，从非我的伟大和局限中来认识自我的伟大和局限，从而优化完善自我的体系。 　　人类本性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思维、立场必然取决于我们自身的文化环境。但是，人是否可以超越自己的立场？人是否需要立场呢？我们不是不要立场，而是要认识到立场的局限。悖论无处不在。跨文化交际中就存在这样的悖论：为了帮助不同文化的人相互了解，就要概括文化差异，建立某种文化定型。然而，这种文化定型势必是抹杀个性的过分概括，这又有可能妨碍文化交流和理解。比如定性思维顽固的人，认为中国人必定内向、保守，日本人都个子矮、狡猾，所有犹太人精明而又贪婪。[2]跨文化比较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一把钥匙，开启心智，开阔视野，也可能是一把枷锁，锁住了我们全面认识事物的可能性，而流于偏执。这是因为，语言文化属于人文现象，与自然科学现象不同，不可能划出泾渭分明的界限。[3]这就启示我们：得出结论，但不为结论束缚；学习概念，但不为概念所困，首先从自我、概念、差异出发，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这一层次，学得越多束缚越多，反倒成了累赘。所以，要有超越的视界，超越自我，超越立场，超越差异，才可能挣脱自我的枷锁，抓住本质，这才可能跳出自我和非我的迷局，更好为自我服务。 　　二分法（例如东方人崇尚集体主义，西方人讲个人主义），对事物认识简单，判断武断，虽然清晰，却注定片面、粗略。而文化是多元、变化的，现实是复杂的。我们对文化的认识也可以从二元逐渐过渡到多元，从简单清晰，过渡到丰富深刻。这样的认识也才符合事物的本质。正确认识自我和非我的关系，摆正自我和非我的位置，才能向真理靠近，否则，无论研究多么深入，方法多么科学，也只能是滑向自我的深渊，离真理越来越远。 　　西方语言文化优越论和汉语优越论 　　黑格尔在《大逻辑》序言中断定：一种语言，如果具有丰富的逻辑词汇，即对思维规定本身有专门的词汇，那就是它的优势；中国语言据说还简直没有，或很少达到这种地步。[2]海德格尔也曾说，德语乃是一切语言中最有效力，并且最富有精神的语言。[2] 　　Widney比较了英语和他所谓的蒙古语言（指所有的东亚语言尤其是汉语），得出结论：英语覆盖面更广，更深刻，更丰富，更适合表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