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开战与“陆奥外交”--以日本“六·二出兵”为中心.docVIP

甲午开战与“陆奥外交”--以日本“六·二出兵”为中心 陆奥宗光作为日本外务大臣，以外交手段“狡狯”而闻名，对促成甲午开战负有重大的责任。但在日本国内，历来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如今，在日本外务省院里，历届外务大臣中只树了陆奥的铜象，即足以说明这一点。不仅如此。长期以来，在日本史学界，陆奥还被打扮成一位推行和平外交的代表人物来进行宣传。这种观点能否成立，是值得重新加以 研究 的。 一 日本的“六·二出兵”最可以表明“陆奥外交”的性质，故研究“陆奥外交”者多重视对“六·二出兵”的研究。所谓“六·二出兵”，就是1894年6月2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召集内阁会议，决定向朝鲜派遣军队。陆奥宗光本人记述此事道： “适接杉村（浚）来电报告朝鲜政府已向 中国 政府请求援兵。这确是一项不可忽视的 问题 ，如果默视不顾，就将使中日两国在朝鲜已经不平衡的权力更为悬殊，我国今后对朝鲜的问题就只有听凭中国为所欲为了。而且日朝条约的精神也有遭到破坏的危险。因此，我在当天的会议开始后，首先将杉村的电报给阁员们看过，同时提出我的意见：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阁员们都赞成这个意见。伊藤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殿下及参谋本部次长川上陆军中将参加会议。二人到后，立即对今后派兵赴朝问题作出秘密决议；内阁总理大臣随即携带此项秘密决议……进宫，循例奏请天皇裁夺施行。”（注：见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页。）在陆奥的笔下，把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六·二出兵”写得如此轻松，这就容易示人以假相，似乎“六·二出兵”并不意味着要同中国交战，而只是想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势力均衡而已。这就是有些人所谓的“维护势力均衡”政策。 正由于此，有不少论者断定，“陆奥外交就是这样的和平主义”。日本已故 历史 学家信夫清三郎即持有此观点。他认为，陆奥宗光的出发点是和平地解决朝鲜问题，出兵是出于无奈和被迫的。“陆奥外相必须为和平收拾时局而努力。但是，在清国已经出兵的情况下，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已经不能厚着脸皮后退了。”即使出兵，他仍然主张“维护势力均衡”政策。至于后来走向战争，“这就不是陆奥外相的意志，而是其他人的意志了。”（注：分见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页。）（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77-78、84页。） 此说在日本为相当多的人所接受，而且直到现在在日本历史学界仍有相当大的 影响 。（注：中ｚｈǒｎｇ＠明：《中日甲午战争之开战与“陆奥外交”》，见《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如京都大学的高桥秀直写了一部题曰《走向日清战争的道路》的书，进一步发挥了信夫清三郎的观点，认为：“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并非即使与清相争也要独霸朝鲜，对清朝一贯是避免战争的。……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对抗清朝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军，但这是出于对清朝海军较日本处于优势而产生的危机感，而并非是积极地图谋与清对战。它是准备对付万一发生的事态的，只要日清间的悬案未解决，就有可能发生不测。”所以，“日本政府不是有意识要开战才出兵的。……是试图保持和清朝的协调的。”（注：高桥秀直：《日清战争への道》，东京创元社1995年版，第305-306、514页。）熊本大学的大泽博明也认为：“甲申事变以后，日本政府在外交、军事上的对朝政策不是指向对清战争的，六·二出兵以及日清共同改革朝鲜案的提出也不是要对清朝进行挑衅；实现日清共同改革朝鲜，才是六·二出兵的真正意图。”并指出：“从全局看，对清开战是起初的政策目标失败的结果，是日本外交的失败”，“并不存在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准备对清开战并克服种种障碍最终实现开战的过程。”（注：大泽博明：《日清共同改革朝鲜论と日清开战》，载《熊本法学》第73号(1993)。）1995年夏，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专门组织了一次“陆奥宗光与日清战争特别展示史料”的展览，在所陈列史料的选择与布置上也着意地突显了“陆奥外交”的和平色彩。（注：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由此可见，此说在日本之影响是多么广泛而深远了。 但是，种种事实表明，日本的“六·二出兵”既不是被动的，也不是偶然的。且不说日本早就想伺机挑起战端，即从甲午战争前夕所发生的一些情况来看，即足以说明日本已在精心策划这场战争了。 首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后，日本报纸争相传布，大造舆论，甚至鼓吹“宣扬国威此其时，百年大计在一战”。（注：《日清战争实记》，东京博文馆1894-1896年版，第1编，第102页。）陆奥宗光与之心有灵犀，也认为此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