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性与中国知识分子——论从王晓明的个案考察开始论文.docVIP

　　关于现代性与中国知识分子——论从王晓明的个案考察开始论文 .freele)有人认为：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甚至连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换言之，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读书多的人，而是必须具有独立精神、原创能力和为观念而生存的人。作为知识分子必得以思想为生活，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的批评者和新价值的创立者。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并非一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只有那些在教育过程中生命的内在素质获得“质的飞跃”的人，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唯有知识分子不隶属于任何阶级而葆有自由思想的权力，才能在“暗暗黑夜中担当守更人的角色”。唯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能担当起自己的思想使命，才能真正区分意识形态思想和乌托邦思想。 这种转变是极富意味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所依据的是自身的公共性和批判性。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公共知识分子(publicintellectu。a1)，美国学者RichardA．Posner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中的牛虻，要像苏格拉底一样对现状发问，虽然不一定要发聋振聩，但也能挑战常规，启发思路，冲击思想的麻木。萨义德以为，知识分子能“公开提出令人窘迫的问题，对抗正统和教条(而不是制造它们)，不能被轻易被纳入政府和企业”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从拒斥转而为接纳，本身就说明了知识分子角色在某种程度上的转变。 作为作家的王安忆是专业人士，但由于她在观察社会时的所拥有的清醒、疏离还有挑剔的写作姿态，所以被王晓明剥离出来成为研究样本。这一方面固然是王晓明的借题发挥，另一方面多少也反映了当前中国的文化生态。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80年代中国发生的“知识分子热”。它与现在被称之为“新启蒙主义”的思潮是分不开的。在这里面，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然成为改革的中坚、社会的主流和大众的代言人。这种心态着实是中国传统儒生心态的现代幻觉版。正如学者汪晖所言：“如果知识分子把自己的认同建立在一种虚幻的关系之上，那么，无论他(她)如何强调自己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都将是可疑的。因为我们不能相信：一个不能确切地认识自己的人，能够确切地把握现实。”所以，中国80年代发生的所谓“知识分子热”实际上是非知识分子性质的。 二、现代性语境与知识分子 在当前中国的知识论域中，学术面临现代性的逼迫。如何把握现代诸现象，始终成为当前学界的项共同的困扰。 所谓现代现象，按照学者刘小枫的话讲，就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的政治一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一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秩序转型。它体现为一个极富偶然性的历史过程，迄今还不能说已终止。从现代现象的结构层面看，现代事件发生于上述三个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结构性位置”。他在此基础上用了三个述语进行了概括：现代化题域—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题域——知识和感受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题域——个体一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关于现代性，他这样描述道：“‘现代性’是一个晶状概念，指示社会一文化的总体结构的转型：农业社会结构向工业化进而技术一信息化社会结构的转变，带来文化形态以及意义观念的改变，而社会结构的转型又可能是某种观念转变的结果。社会经济结构、个体心性结构、文本观念结构之转型是‘现代性’这一晶状概念的三项主要棱面。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形成，是现代化社会转型的结果，指以知识的买卖为职业的人，他们的活动构成文化言说的公共空间。” 考察现代性问题，尤其是复杂的中国现代现象，是一项艰巨的学术工程。我在这里仅对现代性语境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作一粗浅的分析。 如果说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偶在的历史过程，就排除了一切目的论的诱因。那么作为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一次巨大的裂变和转型，现代性所标志的社会文化事件导引出了人类思想史上的首次紧张：传统与现代。在中国，这种二元张力关系在这种历时性之外还加入了共时性的维度：中国与西方。 这种张力有许多表征。首先就表现为个性自由与个人主义的张扬。其背后是深刻的信仰个体化转型。信仰个体化，表现为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80年代的“主义纷呈”。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的信仰热情很难再对大众起到支配作用，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环境恶化的本质在于此。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环境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从而面对巨大的困境。许纪霖将之概括为三大挑战：其一是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丧失；其二是知识分子的再度边缘化；其三是“后现代”的崛起。在我看，这根本就是犬儒主义的问题。 三、主流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 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曾经有许多人认为主流意识形态是由“体制内知识分子”一手操办的，还有的学人从一种人民民主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