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仪式的诗歌.docVIP

破坏仪式的诗歌 　　有些人坐得如此笔直 　　仿佛坐着根本没有必要 　　――吕约(《破坏仪式的女人》) 　　 　　诗歌,一种意识形态的幽灵,游荡在汉语的广阔荒原上,发出令人心悸的叫喊。在资讯资本主义时代,面对演艺化的大众狂欢,没有任何家园能够收容这种“细小而柔弱”的事物。这是21世纪的语词悲剧。到处是诗人的坟茔,诺贝尔文学奖追赶他们的背影,犹如考古学家追赶法老的亡灵。 　　在远东的汉语腹地,残剩的职业诗人正在为最后的尊严作战。要么流氓,要么自杀,这是非此即彼的抉择。诗歌不仅与主流文学对峙,而且向整个世界宣战,判处它堕落和死亡。自杀者的事迹在四处传扬,就像一种严厉的诅咒。而尽管文学自身早已走投无路,但诗歌“这只苍蝇”却依然顽强地“站在救世主面前,一点也不让步”(吕约诗歌:《参观一个自杀的朋友的房子》)。 　　那些20世纪80年代的成功诗人,在90年代初期背弃了诗歌,转向喧嚣的市场,成为腰缠万贯的书商,继而又在21世纪一十年代重返诗歌故乡,热切地打造精神家园,以重温青春年代的鸳梦。这是一种严重破裂的风景:一面是诗人尊严的日益失重,一面是诗集和诗会的大量涌现。这彼此矛盾的景象重塑了诗人的属性。他们被告知,必须先拥有世俗身份,而后才能为诗歌打开新的存在空间。 　　于是,社会身份的多重化,改写了70年代及其之后出生的个体,令其成为诗歌生长的温床。这些人大多是编辑、记者、公务员和写字间白领,收入稳定,心理健康,完全不同于那些穷困潦倒和走投无路的职业诗人。就其本质而言,这就是关于身份修复的范例。职业是身份的证明,也是一种生活投保,它部分地解除了存在的危机,令汉语守望者重新介入诗歌,自由处理语词事务,并享用书写游戏的快乐。而更为重要的是,它要以一种更加形而上的立场,去“缓解生存的本质性焦虑”,以及重续社会批判和汉语诗学的事业。 　　在经历了身份和信念的断裂阵痛之后,诗人学会分离职业和诗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事务。荷马和李白式的乡村游吟诗人早已辞世,80年代走红的浪漫主义女诗人也已谢幕,而当代都市诗人正在成为诗歌的主体。这是一种革命性进化,在诗歌无法直接换回生活资源的背景下,它转身成为一种课后语词运动,为新一代诗人提供精神家园。众所周知,它的风格通常是反讽和挑衅的,充满了身体化的词语暴力;此外,就文体而言,当代诗歌犹如文学的精液,稀少、简洁、喷射短促,结构自由,足以为诗歌运动提供书写的便利。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这种男性化的词语书写语境里,女诗人吕约为我们提供了某种与众不同的样本。在这部杰出的诗集里,第四首《坐着》,就是关于人类身体姿态、生命经验与微观权力关系的试探。“写诗需要坐着/谈判需要坐着/签署命令坐着”,这是毫无疑问的。吕约说,“坐着说‘对’或‘错’,比站着说更有力量”,因为“坐着虽然行动不便,但足以让别人呼吸困难”。在这里,词语以一种自由嬉戏的方式逐步逼近事物和生命经验的核心,揭示那惯常的身体姿态对人的控制、以及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坐着就是一种权力/坐着就是力量/坐着坐着/突然站起来/也能产生一种力量/但还是不如坐着/有力量――《坐着》 　　是的,诗人正在获得一种有限的反讽权力,得以在“仰望天空,赞美电信公司的信号”之余,从事职业外的诗学书写。但这写作似乎从一开始就陷入了逻辑的悖论。写诗就是营救诗歌,但她的诗句似乎总在嘲笑和伤害传统“诗意”,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在伤害那种包括朦胧诗在内的虚假“浪漫主义”话语方式。而这恰恰就是当代诗学的使命,它必须在清算撒娇的历史后才能获得重新起飞的动力―― 　　诗歌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在一千个洞的高尔夫球场上为它举行了国葬/眼皮上撒上花瓣,花瓣上洒上几滴眼泪/……/葬礼上,一个孩子发现它的眼睛还在眼皮下转动/但它捐出了自己的眼角膜/所以它将永远看不见自己的死亡 　　――《诗歌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关于诗歌死亡的谈论,如同文学死亡的命题,总是充满喜剧的效果。它也是一种典型的隐喻式叙事,包含着大量用以勾连事件的“事象”:高尔夫球场、国葬、眼泪、花瓣、草履虫、恐龙、教皇、机器人。这些事物出现在“诗歌死亡”的现场,成为诗歌葬礼上的嘉宾,然而,一个孩子发现诗歌并没有死,它的眼睛还在眼皮下转动。“诗歌死了”是一条新闻,而诗歌的眼睛还在转动,这是一桩生死之间的秘密。诗人和诗歌一起守护着这个秘密。虚拟的新闻事件不仅是一种素材,也是构成诗学结构的逻辑因子。“事象”的出现,不仅是为了陈述一件事实,更是为了借此推着语词向前滚动。 　　地铁上,一个五六岁的丫头/领着断了一条腿的老太婆/向一排穿着名牌牛仔裤的膝盖/弯腰讨要//有的膝盖哼了一声/有的膝盖闭上眼睛/有的不怒自威,有的犹豫不决//铃声响了,时限已到/最坚硬的一只膝盖/伤感地独白/它说了什么/只有离它最近的膝盖才能听见――《老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