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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改革运动纪录：民主与市场的博弈 　　西方学者关于传播的研究,大多落脚于传播活动是如何与其赖以生存的权力和控制力之间保持依存关系的,有人将其概括为“媒体―社会”二元论。在社会这张“网”中,媒体承担着三重角色:政策促成者、商品化对象、公众舆论渠道。就其根本来说,后两种角色的体现,是以前一种角色的实现为基础的。在阶级社会中,媒体的生存之道往往是与政府达成共谋,充当政府政策的促成者,从而成为维持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力量。美国公司媒体为主导的媒体系统,正是按照上述逻辑存在的。 　　美国政治传播学者罗伯特#8226;麦克切斯尼说:“美国媒介史就是一部大型公司利益持续不断、无往不胜的成功史。”在这个以公司媒体为主导的媒体系统中,公司利益与政府利益的博弈是其核心,媒体高调追逐的公众利益已被视之如草芥,弃之如敝屣。继1999年的《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之后,麦克切斯尼在2007年末又出版了他的新著《传播革命:紧要关头与媒体的未来》(高金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诺曼#8226;乔姆斯基曾经指出,“罗伯特#8226;麦克切斯尼的著作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值得那些关注自由与基本人权的人们仔细阅读。” 　　在《富媒体、穷民主》一书中,麦克切斯尼已经大致描述了关于 “媒体改革运动”的行动方案:一、建立切实可行的、非赢利的、非商业化的媒介组织;二、建立与发展非商业化的、非赢利的公共广播与电视系统;三、商业广播涉及公共利益时,由政府加以规制;四、建立富有竞争性的市场,改变公司垄断市场的格局。在《传播革命》中,麦克切斯尼叙述了2002年他与约瑟夫#8226;塞弗(Josh Silver)、约翰#8226;尼古拉斯(John Nichols)共同创建了媒体改革组织“自由的新闻”(Free Press),主办了三届全国性的媒体改革会议,现在这个组织已经拥有35万名成员,覆盖全国50个州。作为一名媒体研究学者,麦克切斯尼已经将他对公司媒体的批判,化为“媒体改革运动”的实施。如果说《富媒体、穷民主》是麦克切斯尼对美国公司媒体系统的一次深刻解剖,那么《传播革命》就是这位传播活动家的一段革命历程。 　　在《传播革命》中,麦克切斯尼既是一位媒体研究学者,又是一位传播活动家,他从美国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发展历程入手,分析了20世纪出现的三个媒体与传播的“紧要关头”,认为2000年以来,美国已萌现出新的“紧要关头”的征兆。麦克切斯尼以具体的事例说明,长期以来,占据美国传媒业主流的公司媒体对民主的败坏,激发了人们对其本质的清醒认识,“媒体改革运动”已经箭在弦上。这场运动将是由学者推动、由公民主导的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它的目的在于通过公民参与政府的媒体政策制定,促成切实可行的、非赢利的、非商业化的媒介组织的建立,最终结束由最大规模的公司垄断市场的局面,使得媒介市场更加富有竞争性,将媒体控制权从大公司那里转移到公民手中。 　　新的紧要关头的出现,首要的标志是“新的传播技术摧毁了现存的制度”。麦克切斯尼把互联网作为数字革命的代表提了出来,他认为导致数字传播技术的革命性特质是消除传统媒体之间的割裂,如大众传播媒体(广播、电视等)与电信之间,如中介体与人际传播之间的分裂。一个典型的范例就是,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推进了媒体分裂局面的结束,数字革命正在颠覆现存的媒体产业和商业化模式,互联网技术将成为现有媒体制度的“掘墓人”。如今,新闻业已经陷入“进步时代”以来的最低潮之中,制度性腐败和与日俱增的不平等使政治系统处于不确定状态,经济体系也陷入混乱,一个新的紧要关头已经迫在眉睫。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在很多层面上,传播领域的问题逐渐增加但是解决之道却乏善可陈,随之而来的新自由主义迅速掩盖了这些问题和矛盾。麦克切斯尼一向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是促使媒体集中和民主崩溃的主要原因。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作用,保护公司利益的最大化,提倡政府放松对媒体的规制,允许媒体最大程度的兼并。麦克切斯尼认为,媒体集中于少数大型公司,而公司唯利是图的性质决定了媒体无法服务于公民。因此,媒体由谁控制以及媒体为谁服务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媒体如何控制、如何构建和资助的问题,应该成为民主辩论的中心话题。但是,这个问题在现实社会中却销声匿迹”。 　　麦克切斯尼对于美国乃至全球媒体系统的判断是立足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基础之上的。美国左派学者爱德华#8226;赫曼(Edward S. Herman)曾经指出,有两个卡尔#8226;马克思:一个是“社会主义活动家和乐观的启蒙主义者”;另一个是“杰出的智者和渊博的资本主义观察者”。〔1〕前者我们耳熟能详,作为后者,马克思强调了资本主义是立足于对利润的追求之上的,即所谓“资本积累”。麦克切斯尼认为,这一点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