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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二胡音乐创作 　　二胡音乐作品是任何表演艺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二胡作为乐器是表现音乐作品的一种工具或手段,脱离了作品的创作它便会停滞不前。从历史上看,二胡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是与先辈二胡艺术家在创作和表演领域的双重努力密不可分的。 　　音乐艺术首先是音乐作品的艺术。有了音乐作品之后,才有可能产生音乐演奏的艺术。因此,音乐作品是音乐艺术发展的灵魂。纵观中外音乐历史的长河,每种音乐风格和流派的产生、发展及演变,无一不是以其占据代表地位的作品而决定的。音乐巨匠贝多芬以他的九部交响曲和钢琴奏鸣曲奠定了他在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地位;肖邦以他那火一般的热情与诗人一般的浪漫情怀创作了一大批钢琴曲而将钢琴音乐艺术推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中国的二胡音乐艺术因为有了《良宵》、《病中吟》、《光明行》、《二泉映月》等流传很广的经典名曲,才使二胡艺术确立了在中国民族音乐中的地位。 　　近百年来,中国二胡音乐艺术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每一次二胡音乐艺术发展的高峰期都是由出现的一批优秀的二胡新作品而形成的,二胡音乐的创作永远是二胡音乐艺术发展的第一动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二胡曲创作的最大特征是转向对新时代、新生活的歌颂。由于创作曲目的风格、素材、题裁上的多样化,促进了二胡演奏技法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展和提高。而二胡演奏技法的发展和提高又进一步推动了二胡乐曲创作空间的扩大。尤其是1963年“上海之春”二胡比赛的举行,大量新作品凭借着首演的契机纷纷脱颖而出,为二胡演奏艺术注入了强劲的活力。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1949年至1989年这四十年间。中国产生了310首二胡作品。从作品的内容、题材、形式和技法看,都反映出一定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国现代二胡曲的创作大体分为三个时期: 　　一、二胡音乐创作的第一个时期 　　20世纪下半期的二胡曲创作,是在发掘、整理、研究民族民间二胡音乐遗产的前提和导引下逐渐开展起来的。五十年代初期,著名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采录了民间音乐家阿炳的不朽名作《二泉映月》和《听松》等二胡作品,在此基础上,人民音乐出版社发行了《阿炳曲集》,使阿炳的二胡作品得以保存和流传。 　　除了以阿炳为代表的民间音乐家对二胡艺术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之外,还有颇具江南风味的,并且有着自己独特演奏手法的江南丝竹乐。其乐曲大多是集体创作的,后被改编成二胡独奏曲。较有代表性的是《中花六板》、《欢乐歌》、《行街》等。这些乐曲的产生和发展,丰富了二胡的曲目和演奏风格。 　　继阿炳之后的另一位民间二胡作曲家孙文明,他创作了《弹乐》、《流波曲》、《夜静箫声》等八首二胡曲。在他的这些作品中,既能听到江南丝竹和粤曲的音调,又可找到评弹和京剧的节奏音型,但都浑然一体而无牵强杂糅的痕迹。 　　从总体上看,这时期的二胡曲创作,是同新中国的诞生所带来的各族人民欢欣鼓舞的情绪,以及建设与保卫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二胡作品中既有对过去苦难生活的描述,又有对新中国美好生活的歌颂,作曲家们通过自己的作品讴歌了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以及新的思想风貌。这一时期的作品在题材上日趋丰富,绝大部分作品都是标题性的,以反映人民的生活、歌颂时代的风貌为主,并且多采用民族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为素材。 　　二、二胡音乐创作的第二个时期 　　中国现代二胡曲创作的第二个时期正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由于当时受“重洋轻中”以及片面理解“三化”,过份强调“三突出”和“音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思想倾向的影响,政治上的束缚,使得作曲家的艺术创造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进入七十年代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好转,二胡曲的创作也有所恢复。一些演奏家和作曲家在“文革”禁锢优秀传统文化的封闭环境中,利用有限时机,着意于创作、演奏艺术上的发展和革新,在二胡艺术园地的一隅,局部地出现了一丝绿的生机,产生了一些有特色的作品。如顾武祥、孟津津的《喜送公粮》;杨惠林、许讲德的《喜唱丰收》;王国潼、李秀琪的《奔驰在千里草原》等即其实例。 　　第二期的二胡音乐,一些作品在技巧、技法的运用和音乐风格的表现方面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应该认识到,由于“文革”时期只要求音乐为政治和政策服务,很少考虑器乐艺术的特殊规律,所以许多作品带有十分具体的标题且政治色彩很浓。乐曲的内容则大多局限于歌颂性的题材,音乐大多注重描摹和叙事,重视外在的气氛刻画,出现了像《五指山上红旗飘》、《赞大寨》、《知识青年驾铁牛》、《誓把青春献草原》、《咱队走的是大寨路》等这些非文化大革命那种年代不能产生的作品。 　　三、二胡音乐创作的第三个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全面的社会改革浪潮触动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一切领域。音乐界也在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因此这一时期的文艺创作逐步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