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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米勒访谈录 　　 　　问：你最近的一本书――《时间的弯曲》，是一部关于记忆的著作。你的两部作品――《全是我的儿子》和《推销员之死》让你出了名。在这些剧本中，记忆不仅仅是一个对象，同时它也表现为一种形式。你能够谈一谈记忆对于你这样一位作家意味着什么和它又如何产生了你的作品？ 　　阿：我写剧本的方式就好像鸟儿回到家歇息，这是一种希腊方式。记忆在这样一种形式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现在的美国几乎找不到过去的影子，戏剧的形式更像是电影。而在电影里，我们很少问及一个人物的过去。 　　历史，对于人们来说，是最神秘的。我曾经试着思考人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生长的年代没有希特勒，也没有大萧条，我将会是什么样子？ 　　我这样问是因为当我回首过去我总是意识到：我们这一代已经被历史扭曲。在这个国家，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总是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快。这个国家也是走向深渊路上的先锋。我们可以做的好或做的坏，但我们总是第一个。 　　在美国，一桩最大的出口不是钢铁，也不是货物，而是文化。美国从文化出口获得的钱要多于其他东西。那就意味着我们是那些创造岁月的人，是坏也罢，是好也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困惑比其他任何人少，只能说明我们做事的方式稍微现代一点。但最根本的，需要予以关注的事情在哪里都一样。 　　问：你认为悲剧场景中的生活是我们所谈论的美国状况的另一种描述方式吗？写作的目的是加速人们心中的悲剧感吗？ 　　阿：２０世纪有一位批评家曾说过：在美国没有悲剧性的创作。这个批评家说我们有太多的机会去逃避现实而不是去承受。 　　奥尼尔写过一封信，说如果那都是真的，那么对于美国和美国人的性格是一种诅咒式的诬蔑，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对生活的意义已经没了渴望。 　　“我们非常满足于从一处漂流到另一处，做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奥尼尔说。我们很难创造悲剧，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却要创造最著名的悲剧，原因就是我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善于幻想。 　　我们也许是唯一真正在尝试写悲剧的国家。如果我们只能懂得如何组织，使用，表现悲剧，我们也会有力量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活着？一切都有什么意义？这些都是最著名的悲剧问题。面对它们，你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胆量。你要有疯子般的勇气。悲剧不与小心谨慎的文化一起；它和疯癫的文化一起，就像我们的一样。 　　我不认为每个人都是孤立的，而文学，剧院做的工作加起来也只是为了艺术家的快乐和把人们从现实的世界中转移开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无法逃避，应该思考政治，思考社会的原因。 　　我讨厌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当战争发生的时候，价值观的问题才会凸显出来。如果一个士兵背叛了，我们不会为他的不顾一切的行为而争论。我们不是第一个走到这一步的文明，但我希望这只是一个很短的旅行。 　　问：你在纽约市的犹太区长大。但当读你的戏剧的时候，我发现关于犹太人的内容很少。你是否做出过明确的决定：即不以犹太人方式写到你的家庭，你对这种涉及又抱什么态度呢？ 　　阿：我写的第一部戏剧是关于我的家庭。不管批评家们说了些什么，这种带有自传性的因素在之后被抛弃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一样的东西，当我在世界各地有了越来越多的经历之后，我发现几乎没有理由因为他们的伦理背景将他们区分开来。在《全是我的儿子》、《推销员之死》等戏剧里，我不认为如果他们是天主教徒，新教徒，他们会有什么区别。 　　在过去的３０年里，我曾经公开地讨论犹太人的问题。在所有人物性格中，我最喜欢的是《代价》里，一个家具交易商，一个犹太人。 　　几年前，我曾在埃及摔伤了脚踝，所以不能自由的到处乱逛。我们的船沿着尼罗河一会儿停在这里，一会停在那里。我可以坐在船上和当地的人谈话。有一天，在很远的地方，我就看见一个人飞奔过来，一个男子骑在马背上，穿着制服。他跳下马很急切地冲到我面前，说：“您是米勒先生吗？”我说：“是的。”他又说：“我是尼罗河这一带的警察局局长，我想问你一些问题。”我说：“好。”他说：“写戏剧很难吗？”我说：“是的，为什么问这个？你想写剧本吗？”他又说：“你知道我们刚刚在我们的杂志上刊登了《代价》。”我说：“《代价》在警察杂志上？”他说：“剧本中有一个警察。剧本中的警察和我们这些现实中的警察几乎是一样的。” 　　你问我为什么没有犹太人？我想，应该是有的，里面有许多种人。 　　我的问题是我不能把自己与现在的宗教连为一体。我一直认为在我和上帝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沟通。我不需要特意的去安慰他；我们相互之间用眼神交流。 　　问：你能谈谈中国版的《推销员之死》吗？我们总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谈论戏剧，给予美国人在成功与失败之间的两难境地以戏剧的形式。就好像问题都出自美国。但是中国人怎么谈论戏剧呢？ 　　阿：在中国，对《推销员之死》的反响的唯一不同就是他们认为威利?洛曼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