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论研究杂识论文.docVIP

　　古文论研究杂识论文 .. 三年前，曹顺庆先生提出文学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失语症”①。同一时期，他又提出医治此种“失语症”的办法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②。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途径，主要是借助于古文论的“话语转换”。对于文学理论界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确实反映了面对现状寻求出路的一个很好的愿望。因它接触到当前文学理论界的要害，因此引起了热烈的响应，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学者们纷纷提出利用古文论以建立我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各种可能性。张少康先生认为应该以古文论为母体和本根，吸收它的精华；同时深入研究西方文论和我国当代的文学创作实际..，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③。蔡钟翔先生提出“古文论的现代转换，可以先绕开范畴体系的建构这个难题，而从局部性的理论入手，这样推陈出新之路可能走得更顺利。更有效”④。蒋述卓先生则特别强调了“用”，在用中达到古文论与当代文论的融合。他还提出了若干个可用的方面⑤。这些见解都是文论界为寻出路而思虑再三的有得之见。但是，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实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不仅牵涉到古文论的利用，而且牵涉到当代的文化现状（杜会的文化水平、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文学理论界的现状等等）。而且，能否很好地利用古文论，也与目前的学术水平有关。因此，对于“失语”和“话语转换”这样的命题，也就自然地存在不同的意见。蒋寅先生认为“失语症”这一命题难以成立⑥；陈洪、沈立言先生认为，传统文论的某些命题迄今仍被广泛认可并采用，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再生、复兴，因为它自身的弱点妨碍其直接转化为现代意义的文论话语系统。他们指出这些弱点是：概念木语使用的随意，分体文论不平衡，理论创新的动力不足，主流理论发展不明显。王志耕先生更进一步，提出中国古文论的语境已经缺失，只能作为一种背景的理论模式或研究对象存在，如要将它运用于当代文学的批评，则正如两种编码系统无法兼容一样，不可在同一界面上操作。他认为，不能回归古文论，却必须回归文化母体⑦。这些意见分歧说明讨论已经深人。但是，至今为止，对于古文论的利用似仍停留在纯理论的探讨上。古文论的话语究竟能不能转换，如何转换，转换是否就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等问题，尚未得到实践的证明，甚至如何付之实践，也未见有开始操作的迹象。在未付之实践之前，是是非非，恐怕一时是难以论定的。我对于文艺理论并无研究，本元资格谈论此一问题。由于此一问题涉及古文论的研究，而我多年来的教学工作，正在这一领域，对此也就有了一些很不成熟的零碎的想法，愿提出来就正于行家。 古文论研究的目的：用与不用之用 古文论的研究目的，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个学科创立之初，研究目的似较单一，那就是作为史的研究的一部分，能够帮助更好地了解文学史。后来逐渐地转向了为建立新的文学理论而研究⑧。这种转变有它的大的文化背景。50年代提倡“古为今用”以来，一切涉及“古”的研究对象，目的都是“今用”。因为研究的前提是为了今用，凡能说明今之合理的、于今有益的，就是‘精华”颀之，就是糟粕。干是哲学史的研究以唯心、唯物分界，以唯心、唯物定是非。对于一些思想家究竟属于唯心还是唯物争论不休，而不问其思想的原有特色如何。文学史的研究以阶级性、人民性、真实性分界，于是有诸如山水诗有元阶级性之类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讨论。这些在当时是很“有用”的，是为现实服务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又有多少用处呢？反思这段历史，我们应该从中有所领悟了吧。急功近利，对于文化遗产的研究来说，孰得孰失，值得思考。 古文论的研究为今所用，非始于今天。1957年就有研究者在《新建设》上提出这个问题；1961年《文艺报》在五、七两期里开展专题讨论，宗白华、俞平伯、孟超、唐张、王朝闻、王瑶等著名学者都就此发表意见。1982年《文史哲》为此专门召开座谈会。1983年贺敬之、徐中玉诸位先生又发表文章，就此提出建议⑨。这些讨论，出发点都是很好的，都是为了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以祈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这一问题提出至今，四十余年过去了，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现在又提了出来。这次是从“失语症”说起，并且提出了达到重建的途径：“话语转换”。这一次会有什么结果，目前还不清楚。四十年来反复提出同一个问题，指导思想其实都一样，都是“古为今用”。“古为今用”可以说是我们几代人在对待古文论上的思维定势。至于如何理解“古为今用”，是急用先学，还是把对于古文论的研究看作整个文化遗产研究继承的一部分，在深人研究的基础上，让其自然地、不知不觉地融人当前的文化建设中，似乎就有不同的看法。我以为，研究古代文学、古代文论，以一颗平常心，意在求真，其实是学术研究的一种正常现象，在其他国家似乎并不成其为问题。而在我们这里却需要反反复复讨论如何“古为今用”！这实在是一种很特异的现象。 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求真。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