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税费时代的村庄公共权威：路向与选择论文.docVIP

　　后税费时代的村庄公共权威：路向与选择论文 .freelaking)6的逐步加强，国家行政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日益深入。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统治，促使旧社会秩序走向瓦解，并对传统乡村政治权力结构造成猛烈冲击。国家政治权威开始强制性的进入乡村社会。国家行政权力的边陲从县级下沉到乡级。乡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ent munity)的结束。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凭借革命的历史惯性及革命理想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土地改革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乡村实行“有计划的社会变迁”。进一步打击了乡村传统型权威，并导致“全能型经纪模式”（total brokerage）8在广大乡村社会的建立。现代行政型权威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渗透也达到了顶峰。至此，乡村社区权力体系的相对独立性被完全消除。行政“细胞化”的社会控制单位得以确立。再次，行政型权威固化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及人民公社体制的崩溃，意味着“全能型经纪模式”的解体。随着乡村社会赋税体制的重建，农民与村庄的关系在较大程度上化约为经济利益关系。随着税费任务加重，农民的负担年年攀升。村级组织的“保护型经纪”（protective brokerage）功能逐步弱化，而“赢利型经纪”(exploitative brokerage)色彩日益浓厚。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农民负担增长率更是突飞猛进9。沉重的税费负担和村干部收费行为的非正当化导致农民对村级组织权威的认同度急剧下降。生存逻辑迫使农民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农民抗税、上访及其它群体性事件数量的日益增多，使村庄行政权威遭遇了合法性危机。村级组织在农民抗拒和上级压力的夹缝之间艰难运转。“内卷化”（involution）的国家政权扩张10导致了村级组织行政权威的固化。同村级组织行政权威固化相伴随的，是国家“制度文本”（system text）在村庄实施的低效性和村庄秩序的失范。乡村治理陷入困境之中。二、税费改革：进一步弱化村庄公共权威从逻辑上讲，税费改革以后，村干部同农民的紧张关系应该会有所好转。村级组织的行政权威应该会得到加强。但实证调查却反映出农村实情与逻辑推演的不一致。税费改革不仅没有强化村庄公共权威，反而使村庄公共权威进一步弱化。首先，税费改革与村级组织合法性的背反。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让农民得到了实惠。广大农民对过去因政府过度向农村提取资源产生的对抗情绪有所缓和。我们在调查农民对税费改革的态度时，大部分村民（尤其是那些有一定文化素养、懂点政策的村民）都反映“国家对农民的政策是好的，但是有的政策到了下面就变味了”。“国家取消农业税，说明中央对我们农民越来越重视了”。由此可见，税费改革的确增强了农民对“遥远”的国家（中央）的认同感11。但是，调查也证实，税费改革并没有增加农民对村级组织的好感。有许多农民反映，“现在不用收税了，找他们（村干部）办事也更难了。他们才懒得理。”个中缘由，在于税费改革后，村级组织不再面临村民威胁不交税的压力。他们对村民的服务热情也随之大大降低。而且，税改后村级组织更有理由不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管理村庄公共事务。（华中科技大学的贺雪峰教授于2005年6月在湖北荆门的农村调查也佐证了我们的调研情况）村干部的工作态度让村民感到心灰意冷。即使村里偶尔想组织村民修建公共工程，一些村民也拒交“一事一议”费用（湖南汉寿县）。已有公共权威丧失了调节村庄秩序的能力。调查时，安徽蒙城县岳东村的一位村干部曾经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以前是农民巴着（顺着）村干部，村干部巴着乡领导。而现在则是乡里巴着村干部，村干部巴着农民。”他这句话主要是表明村里那些计划生育超生农户的罚款催缴十分困难。但却可能是当今村庄公共权威状况的真实反映。当前，许多村庄实际上处于“离散化”状态。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渗透给农民带来“致富”意识的同时，也导致了“金钱至上”、“个人本位”思想的泛滥。维持村庄秩序的传统力量弱化，村庄社会关联度13急剧下降。村民之间的交往成本随之上升。交往成本的上升又反过来抑制了村民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大量农民外出打工。长期在外面的生活使他们对村庄逐渐产生了一种距离感。虽然村民仍然生活在同一村庄场域中，但“村庄共同体”却已经有名无实。村庄公共权威的“真空”状态，又加剧了村庄秩序的失范和认同体系的失控。村庄的自我整合能力进一步弱化。村庄秩序的失范实际上是长期依靠行政权威（国家力量）维持秩序的村庄在国家力量退缩而村庄自主生产秩序能力缺失、未能建立新权威体系时的势所必然。村庄的“离散化”使乡村社会面临“断裂”与“失衡”的危险14。三、村庄公共权威：路向与重塑在村庄场域中重构新型公共权威体系，是弥补村庄公共权威的“真空”，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