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之造化-五色艳称江令梦一枝春暖管城花.docVIP

笔之造化:五色艳称江令梦一枝春暖管城花 　　治世之功，莫尚于笔。能举万物之形，序自然之情；即圣人之心，非笔不能宣，实天下之伟器也 笔的历史源远流长，就像其它对人类生活和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意义的事物一样，毛笔的创制和发明，也关联着许多历史传说和伟大人物 蒙恬造笔？ 据宋人编纂的《太平御览》所引，《博物志》曾有“蒙恬造笔”的记载。但是，与张华同时代的人并不同意这一说法。如崔豹《古今注》中说： 牛亨问曰：“自古有书契以来，便应有笔。世称蒙恬造笔，何也？”答曰：“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毫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 从文中的“世称”来看，《博物志》关于“蒙恬造笔”的说法在当时颇具代表性。但牛亨提出的质疑更有道理：从逻辑上说，笔应该和书牍文字同时产生，如果没有笔，哪里能留下文字记载？当然，文字还能用刀、锥等工具锲刻下来，比如甲骨文和钟鼎金文等，这里暂且不论，我们先看崔豹的回答是否足以释疑？显然，崔豹的回答更多展现出“学问家”的知识和机智，而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他说“蒙恬造笔”是特指“秦笔”而言，也就是“苍毫”“木管”的毛笔，而不是最早“兔毫”“竹管”的毛笔 那么，为什么前人不说“蒙恬造秦笔”呢？这样岂不是直截明白，不会给人们留下困惑么？这一悬案久而未决，到了唐代，才有人给出相对合理的解释 盛唐时期徐坚等人编撰的《初学集》中说，《尚书》《曲礼》等上古文献关于“玄龟负图，周公援笔以时文写之”“史载笔，士载言”的记载表明，在秦代以前就有了笔。人们之所以把“造笔”的功勋追认到秦大将蒙恬身上，是因为： 诸国或未之名，而秦独得其名。恬更为之损益耳。故《说文》曰：楚谓之聿，吴谓之不聿，燕谓之拂，秦谓之笔。是也 比起崔豹来说，《初学集》解释更进一步，它既承认在秦代以前就有了毛笔，又从“笔”的名称和概念上做了发挥，认为“笔”是秦人对书写工具的特有称呼。秦人统一天下，“书同文，车同轨”，天下人都接受了“笔”的名称，所以就有了秦人蒙恬造笔的说法，其实，后者只不过对制笔工艺稍有改进而已――这一说法，有点儿类似于今天国际法对领土归属权的界定：谁先发现、命名、有效管辖，就归谁 可是，清代学者赵翼就考证出在《庄子》中有就了“笔”的命名：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 庄子的生活年代比蒙恬更早，且是宋国人。如此看来，《初学集》的解释就靠不住了。不过赵翼还是对“蒙恬造笔”的传说有所谅解，他揣测说：笔不始于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于前人，遂独擅其名耳 这自然也是揣测。其实，“谁先造笔”的问题实在是难以算清的糊涂账 “造笔”传说 清代书法家梁同书曾经写过一卷《笔史》，开卷就是“笔之始”，汇聚了许多“造笔”传说，中国上古历史和传说中的众多伟大人物，也都成了“造笔”的始祖 如“仓颉造笔”：有仓颉之奇生，列四目而并明。乃发虑于书契，采秋毫之类（颖）芒。加胶漆之绸缪，结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元管，属象齿于纤锋。（成公绥《故笔赋》） “虞舜造笔”：（伏羲初以木刻字，轩辕易以刀书），虞舜造笔，以漆书于方简。（罗颀《物原》）又有骇人听闻的“析骨为笔”：昔过去久远阿僧?o劫，有仙人名最胜，不惜身命，剥皮为纸，刺血为墨，析骨为笔，为众生故。（道世《法苑珠林》） 或许，“析骨为笔”故事的重点在于展现佛教圣人“最胜”（也就是“大智慧”）不惜以身命布施、普渡众生的情怀，而不是要同中华文化的始祖仓颉、虞舜等争夺“造笔”的勋绩。但是，这个故事同“仓颉造笔”“虞舜造笔”的传说一样，都传达出古人对于笔的文化价值的确认 笔补造化： 日用不知，功盖万世 西晋郭璞的《笔赞》说： 上古结绳，易以书契。经天纬地，错综群艺。日用不知，功盖万世 从“结绳记事”到文字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有了文字，人们就能把对天地、自然之道的体悟和各种技艺、文明的成果记录下来――“孰有书不由笔？” 所以，这“经天纬地，错综群艺”的勋业，自然是笔的功劳，正所谓“笔补造化”。成公绥的《故笔赋》说得更具体、明确： 治世之功，莫尚于笔。能举万物之形，序自然之情；即圣人之心，非笔不能宣，实天下之伟器也 郭璞、成公绥和前面提到的《博物志》的作者张华是同时代的人。其中，郭璞和张华都是著名的博物学家，而成公绥和张华则是来往密切的好友。他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关注到笔，主要是受到了当时日渐兴盛的“博物学”风气的影响。博物学的目的在于考订名物，搜集整理奇闻异事，以期积累知识、博学洽闻。但从前面列举的这些“考订”成果来看，他们更?P注笔的文化属性，而不是其客观知识和历史。所以他们的讲述充斥着神话故事和传说逸闻，其中的文化信念、情感寄托和艺术想象的含量，远远超过了客观、真实、符合历史实际的知识 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