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管制放松与边缘性进入的发生——“小灵通”现象的深层思考论文.docVIP

　　强制性管制放松与边缘性进入的发生——“小灵通”现象的深层思考论文 论文关键词 电信产业 管制放松 主垄断 边缘性进入 论文摘要 本文的分析表明“小灵通”现象的发生是市场需求结构、管制放松的路径和管制权力安排共同作用的结果。以拆分原有在位者为主要手段的电信业管制放松，所造成的需求与价格的矛盾为“小灵通”的发生提供了市场机会，而高盈利业务的被剥离，迫使原有在位者利用尚存的垄断势力或优势，以及和管制者的“拆分一补偿”关系，向新运营商的市场进行了局部的渗透。这种行为表面上加剧了中国电信业管制的无序和混乱，但却提高了市场的可竞争性和消费者剩余。 我国电信业的管制放松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中国联通的强制性进入为标志。自此以后.freel)的市场基础和动机。 表1 移动电话对固定电话的侵蚀 单位：亿次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2001 2002 增长(％) 2001 2002 增长(％) 区内通话量 国内通话量 国际通话量 6113.22 2127967.80 14158.11 5529.5 1885379.5 13959.4 -9.50 -11.30 -1.4073 1390993.68 10271.359 2005812.9 14266.9 42.20 44.20 38.90 资料《中国通信年鉴》(2002)。 “小灵通”无线市话业务最早在日本以PHS技术形式出现，由于它存在着难以向高标准的移动通信技术平滑过渡等先天不足，技术上的落后和数字移动电话资费的快速下降，使它在日本只繁荣了很短一段时间，就极度萎缩。但是，浙江余杭市1998年引进成功后，它迅速在我国其他中小城市蔓延，为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赢得了相当大的市场空间利润。2001年以来的管制放松使“小灵通”用户呈爆发式增长，2001、2002、2003年的用户数量分别为511万、1319万和3500万。一个“落后”的技术为什么在中国能发展壮大，一定存在其合理性和竞争优势。“小灵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①核心竞争力——价格低廉。对消费者，尤其是收入较低、活动空间有限的人群而言，“小灵通”是移动的服务、固定的收费。②沉淀成本低、边际收益高。对运营商中国电信和网通而言，“小灵通”无须进行巨额的新设备投资，只需要付出一个增量成本，不必重建传输网络，总投资和边际成本很低。与移动通信投资相比，沉淀成本更低，盈利能力很高，它的ARPU(即平均每户营业收入，Average Revenue per User)值是固定电话的2到3倍。③“零”互联结算费和低边际成本。“小灵通”是由固定电话的运营商引进的，在互联互通的结算体系上和固定电话无异，而根据现有的核算方法，移动用户拨叫固定电话要支付通话费的80％给固定运营商，“小灵通”在这个环节上就比移动电话更具价格优势。 但是，如果严格按照产业管制的有关条例，“小灵通”不可能有存在和发展的可能。在它出现的初期，信息产业部已经对其投资行为予以禁止，但最后不得不以行业标准的形式将其定义为固定电话的延伸，而这一变化的发生只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为什么管制者会对“小灵通”如此“厚爱”，而不是像当初对联通的进入那样予以抵制?我们将从边缘性进入、产业结构，以及管制者与企业关系的角度，对这一问题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解释。 2．业务分拆、在位者损失“补偿”与“小灵通”产生和成长的博弈分析 在中国电信业管制放松的过程中，利益受到最大损失的是原邮电部，第一次分离，至少使其资产规模缩小了1／3，从而不能在邮政业务和电信业务之间实施交叉补贴。而随后的几次改革实际上是对原中国电信的不断拆分，拆分的结果使其从集管制与运营为一体的准政府机构，逐渐变为一个一般的运营商。中国电信所拥有的业务全是传统的低盈利乃至亏损业务，但同时又不得不为其他运营商提供基本的传输通道，资产规模巨大，但盈利能力很低且处于不断下降之中。IP电话曾是其寄予厚望的增长点，但由于四个运营商都有经营权，巨大的市场增长潜力引发了激烈的价格竞争，没有对企业经营状况的改善提供有力的支持。同时，大力发展IP电话对原有业务的替代效应很大，但其投资对不同运营商而言却没有大的差别。因此，由业务分拆引发的地位变化是中国电信发掘新增长点的首要动因。 管制者对“小灵通”业务从反对到“正名”的转变，与中国电信在产业链中的地位直接相关。在现有的通信产业链中，中国电信基本上承担着普遍服务的职能和历史成本，而初装费的取消，使其支出和提供的服务出现不对称，这提高了它在与管制者谈判时的讨价还价能力。另一方面，管制者一直寻求营造一个可竞争的市场结构，移动通信市场中的双寡头垄断，在初期曾对价格和资费水平的降低发挥重要作用，但随着竞争过程的延伸和重复，两个运营商之间的行为更趋于合谋，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