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pptVIP

第二节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愤怒在描写这些弊端，或者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端的和谐的时候是完全正确的，愤怒出诗人”诗人往往诞生于愤怒，诗作往往是人的愤怒情感的发泄。德国作家丁.凯尔纳在《诗》中说：“真正的诗歌只出于被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叔本华的《世界意志和观念》都认为：“诗是忧伤苦闷的产物 。” 纵观整个中国古典文论史，批评家从“诗可以怨”中发挥出来的“愤”的意义，在历代文论中都有所申张并形成了一条颇为鲜明的脉络，这一脉络更加强调诗歌要抒发诗人的不遇之感、不满之怨、不平之愤。诗歌吟咏情性，应表达这种怨愤悲愁之情。可以说是古文人“发愤著书”说的先声。 第二节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发愤”一词首见于《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也。”此处的“愤”指一种心理情绪，朱熹《论语集注》注为：“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 在文学创作的意义上首次明确应用“发愤”一词的是屈原，《九章“惜诵》中说：“发愤以抒情”（屈原《惜诵》），说明自己创作时的心理状态主要是出于“愤”。 西汉刘安更是在《淮南子本经训》中说明，人的内心愤懑之情必须通过外在的行动给予渲泻，“人之性，心有忧丧则悲，悲则哀，哀则愤，愤则怒，怒则动，动则手足不静”，还在《汜论训》中说：“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在《修务训》中说：“夫歌者乐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愤于中则应于外，故在所以感。” 还说：“且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发于口，涕之出于目，此皆愤中而形外者也。”所谓“愤”，高诱注曰“充实于内”。 第二节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把屈原及淮南子等人的“愤”与“作”之间的关系正式在创作领域确立下来，视为历代文人创作成功的普遍规律，并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的人物是司马迁。 司马迁所谓的“愤”，是指作家“意有所郁结”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的状态，怨愤郁结，借著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愤”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同时也显示了穷且益坚的意志。这里的“愤”，又是创作的心理动力，由于“愤”是因创作主体强烈的愿望受压抑而产生，所以它表现出来的情感也就相当强烈，以这样的“愤”作为创作动力，其作品往往也会有较高的品位和质量。能够“发愤”者往往是精神生命的强者，在逆境中他们人格高尚，意志坚定，与恶势力的碰撞使得那种“愤”往往不是一己之私，而是蕴含着积极进步的社会内容和强烈的正义精神。这样的作品也往往能成为作家的生命写照并具有感发意志的艺术魅力 第二节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二.影响 后汉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中写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刘勰在说明文学创作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指出建安时期的作品“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在《文心雕龙·才略》里他认为敬通（冯衍的字）在东汉昌盛之世很不得志，所以他的《显志赋》、《自序》等反而象蚌的病成就了珍珠一样，即“蚌病成珠”； 钟嵘把“托诗以怨”与“发愤”结合起来，作为分析诗人为何能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的依据，他认为，被压抑、被损害的人们的痛苦和怨恨之情以及相应的动乱生活对诗人的感召，是诗人作诗的内在动力：“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第二节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李白《古风》之一曰：“哀怨起骚人” 。 杜甫说“文章恨命达” 。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绕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音其皆有佛平者乎！”在文中，他列举了孔子、庄子、屈原、司马迁、杜甫、孟郊等人为例说明“不平”乃是创作的心理动力。他还认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只有处于逆境中，有愁苦之思，愤懑之情，写出来的东西才绝妙。白居易说：“予历览古今诗歌，自《风》《骚》之后，苏、李以还，次及鲍、谢徒，迄于李、杜辈，其间词人，闻之者累百，诗章流传巨万。观其所自，多因谗冤谴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古今，计八九焉。”（《白居易集·序洛诗》卷七十）情发于中”，故“文形于外”，诗人又多是薄命之人，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作品流传于世。 第二节 司马迁“发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