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音乐形式的差异和其文化内涵.doc

窗体顶端 住我:  ? 刘承华 ? 音乐的形式是音乐活动在其无数次重复后所逐渐形成的技巧、结构、程序和模式，是音乐艺术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一般地说，音乐发展的程度越高，其形式体系就越完备，越定型，也越抽象，越是远离文化、生命、生活的感性冲动和直观形态。而音乐的最本原的动力正是文化与生命。生命是音乐乃至一切艺术的根，只有把艺术的创造深深地扎根自身的生命冲动、生命感悟之中，才会创造出对别人的生命状态具有冲击力和震撼力的作品。而文化，则决定着生命是以何种方式，遵循着何种轨迹进行运作并作出物化表现的。所以，可以这样说，生命是音乐的终极本体和最深层的动力，文化则是生命得以表现的一种方式。音乐的存在方式，从本质上说也就是人的生命的张力结构和文化的运作方式。所以，要想使音乐的形式充分展示出其固有的活力，只有借助文化这一艺术原创力的冲击才有可能。 然而，当音乐发展到一个较高的阶段，形成了一套较为稳定、完备的形式体系之后，人们，尤其是音乐家们的注意力往往会逐渐地转移到单纯形式上来，而不再去考虑它本来具有的文化、生命内涵。久而久之，形式与特定的文化、生命的联系便慢慢地被人们遗忘，于是，形式也就只剩下一个空壳，仅仅成为一套越来越抽象的、干巴巴的程式。毫无疑问，在这个状态下所创造出来的音乐，是很难能够避免滑入经院派的泥坑，很难使自己常保鲜活的生命活力和深厚的文化韵味的。所以，越是高度发展的音乐，我们就越是有必要将其形式与最初创造它的文化、生命相接通，对极度抽象了的、远离感性人生的音乐形式作一“还原”的工作。本文准备仅就中西音乐的调式、织体和节奏等方面的形式特征，来考察一下它们与文化的深层联系。 ? ??? 西方音乐体系调式构成的基础是四音音列。四音音列包含两个全音音程和一个半音音程，半音音程可处在音列上方，也可在音列中间或下方，这样便可以有三种不同样式的四音音列。由这三种不同的四音音列可组成十二个调式，包括六个正格调式和六个副格调式，这些调式被称为“中古调式”或“教会调式”。后来，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在专业音乐创作和民间音乐中伊奥尼亚调式、利底亚调式和混合利底亚调式逐渐合为一组，演变为自然大调；爱奥利亚调式、弗利吉亚调式和多利亚调式也逐渐合为一组，演变为自然小调。并由于自然大、小调相互渗透，又逐渐形成了和声大、小调，旋律大、小调。但无论何种大、小调，它们都属于七声性调式；再往后，则又发展出十二平均律体系。 与西方音乐不同，中国音乐的调式构成的本质特征是五声性，其构成的核心是三音小组。这三音小组共分两类，第一类由大二度和小三度构成，第二类则由两个大二度构成。第一类三音小组在这个音乐体系中具有典型意义，因为这是它所特有的。此类三音小组又分为两种，第一种的结构是小三度在上方，大二度在下方，第二种恰好相反。由这两大类计三种三音小组进行不同方式的组合，可构成宫、商、角、徵、羽五种五声调式。当然，中国音乐也常常使用七声音阶，如雅乐音阶、清乐音阶和燕乐音阶，但这些音阶中五声以外的音，都不具有调式构成的意义，而只是调式构成音即三音小组基本音之间的经过音或辅助音，只是起“奉”五音的作用；要不，便是属于另一五声系统中的构成音。因此，在中国音乐体系中，虽然也作用七声音阶，但旋律仍然以五声为骨干，即以两个三音小组的音为构架，仍然是五声性调式。 比较而言，五声体系和七声体系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前者比较单纯、质朴、简洁，后者比较复杂、丰富、精致；前者适合于表现明朗、刚劲、疏犷的风格，后者适合于表现细腻、婉曲、华丽的色彩。但这个差别仅仅具有风格上的意义，而不具有判别高下、优劣的能力。复杂的、精致的不一定就好，就先进；简单的、质朴的不一定就差，就落后。雕梁画栋式的古典建筑不一定就比线条简洁流畅的现代建筑的美学价值要高，而它的先进性就更谈不上了。非洲的原始绘画和雕刻虽然极为简朴，但却能够成为西方现代绘画和雕刻乃至整个现代艺术灵感的主要来源，成为现代艺术家们顶礼膜拜的图腾。可见，越是简单质朴的东西反而越具有现代性。况且，中国古代并非没有七声音列，自先秦起，中国即有许多乐器（如古琴、古筝等）能够演奏七声音列。甚至连十二音音列也已经早在先秦即已出现，在曾侯乙墓65枚一套的出土编钟上，中间三个半八度内即全部按半音音阶排列，这比西方的十二音体系要早1800多年。就是说，在中国音乐活动中很早就已出现七声音列和十二音音列，但中国音乐没有选择它们，而是选择了五声体系。 这肯定是有它深刻的原因的。这个原因只有到文化之根中才能找到。 众所周知，西方文化从其一开始就表现出追求细致和精密的倾向，他们能够推衍出复杂的逻辑系统，建构起繁琐庞大的哲学体系，计算出微乎其微的误差，得出严密周备的定义。这种理性的缜密正是西方科学型文化最有力的工具。而中国文化从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