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轶民法典编纂争议的问题的梳理和评价.docxVIP

王轶民法典编纂争议的问题的梳理和评价一、对谈部分辛正郁：我代表大家谈一点听了刚才王轶老师精彩演讲之后的感受，好不好？大家觉得震撼吧？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怎么都不会相信这是一篇即兴的演讲，但是王轶老师可能每天都在做这样的演讲。这样的一篇流畅、精彩的表达，所达到的高度，我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一般等价物一样，你拥有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可是要挣来这个一般等价物有多么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王轶老师真是一个富翁啊。对民法典和民法总则和编纂和起草，王轶老师的思考是非常宏观和深邃的，在座各位也有自己的思考。由于个人的学识和所从事工作的局限，我的思考还是具象的、碎片化的。但是我想有王轶老师这样的高手在，他就可以让这些碎片化的、具象的东西，变得很高大上。我今天从三个方面跟王轶老师做一个请教，为了能够让王轶老师更加精彩地表达，这三个问题我一块儿说。问题一：对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比如胁迫、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包括法学会的建议稿，都规定了两次效力，当事人可以请求变更或者撤销。在立法机关公布的稿子里面，把这个变更拿掉了。如果最终通过的民法总则没有这个变更，那么在鼓励交易达成的思考下，我请求变更可不可以？当然，我想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原因在，什么呢？就是我们从审判实践来看，在这几种情况下，变更的情形很少，或者说行使这项变更权利的不多。抑或裁判者认为这个变更权是一种形成权，应当交由当事人的单方意思，还是说法官游离在强势和居中之间去介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把这个变更拿掉，究竟体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比如说如果有它，可能就不如没有它好；或者说不存在对错的问题，但是没有它可能更好，能够被更多的人所接受，立法机关的取舍是不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论证过程。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问题二：第二类问题，民法总则也好，民法典也好，对社会生活的调整是如此地宏阔和广泛，这是我们都要承认的。但是可能有相当多的一部分这种投射是通过意思表示、法律行为，是通过这样的一些途径去介入我们的生活，甚至介入到我们的内心。在审判案件或者代理案件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时候，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解释和对当事人之间民事法律行为的解释是有一些不同的。民法总则草案在民事法律行为一章中有关意思表示的解释也有两个方面的规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吸收了学者的建议，原来是没有的。给出了两条相对抽象一些的解释规则，我想这首先传达了立法者的一个价值取向。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在立法机关给出的这个抽象的或者是相对抽象的解释规则中间，有一些要素可能不一定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比如说交易的性质、行为的目的，当然也包括当时的真实意思，然后还有一个诚实信用的问题。什么叫表示，什么叫外部？意思是核心，表示是你把它表达出来，表达就意味着你是不是真的按照你的真实意思表达出来了，或者说你的表达有没有被外界理解为那就是你的真实意思。即使是在内部纠纷当中，意思主义、主观主义，表示主义、客观主义之下可能就会有一些差异。当产生差异的时候，或者说由于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差异的时候，可能在一些具体案件裁判的认定上，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或者说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个问题它是不是一个很高层次的问题，要不要在总则当中再具体一点，或者说再明确一点。当然，我们也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在分编当中明确涉及到合同怎么办、物权里面怎么办、单方怎么办、协同怎么办，就这个问题而言，在总则、分则或者说分编两步走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做更好一点。问题三：第三个问题，我想可能应该也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由于民法典是分步走，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要面对的一个事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总则先出来，先出来之后，在分则全部出来之前的这段时间内，总则当中的一些规定和现行的这些部门法当中的某些规定，就会产生不一致。从法的适用效力这个角度来讲，这个问题是大体可以解决的。但是刚才王轶老师的一个观点我深为赞同，就是什么呢，我们的民法典，至少我们要考虑到裁判官们他们的援引是不是方便，找法是不是便利和顺畅。在总则先出来的时候，您觉得在技术上有没有这个必要或者说这种可行性，同时出台一个类似于某某法典施行法。这个里面我想应该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法的关系问题，这个里面应该尽量细致地找出来，哪些对不起合同法这条你不要用，要用这个，物权法那条不要用，要用这个。然后在这个施行法当中，就一些总则当中不便做出解释和说明的一些极端重要的语词，它的含义，它的表述的一个初衷、目的甚至概念，给出一个一定的指引。王轶：好，谢谢，都是非常好的问题，我就从我的理解出发简单谈一下我的想法，供参考。回答问题一：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可变更、可撤销，用我们现行法的说法是“民事行为”，用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法是“民事法律行为”的问题。的确，在我们现行法上，根据民法通则第59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