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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文学》的发展探索文学期刊的出路 　　如何办好文学期刊，今天已成了期刊同仁非常关注的问题，如何进行文学期刊的改革，也已成了老生常谈。在“改革”一词变得时髦和流行的今天，改而不革或革而不改的现状已呈现一团理不清的乱麻与矛盾。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阐释的话，大概是会有许多有关这方面的讨论，但由于在众多的文学期刊中，各自的生存环境不同，指山说海，隔岸观火，难免有脱离真弦，不得要理之嫌。所以笔者还是从自身所处的《北京文学》的发展说起，也只是一家一人之言，并不能概其全貌，只不过是想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因笔者曾在报社当过多年的记者，在此十多年之前还曾在一家通俗文学期刊干过，所以对这些报刊的生存状态多有一些感触。笔者觉得办报和办刊物有两个不同的侧重点。报纸是需要有众多的记者广泛的收集各类信息，然后在最短的时间里进行提炼改造，以最快捷的速度，将信息通过报纸的版面刺激到读者的视线里，这里面信息本身的含量要超过文字的修饰。如果说，报纸是以扇面结构的新闻辐射为主的话，那么，文学期刊就侧重在纵深点上，它的内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以点带面的。可以说，报纸上的新闻点都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我们的阅读感是在验证这类真实事件的真伪过程中实现的。文学作品是在真实的基础上虚构出来的，它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更多一些。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清晰的编辑思想。梁启超当年在办《时务报》时曾提出“唤起民智，增加活力，去塞求通，去浊求清”的方针。笔者认为今天仍适用于我们。笔者再加上去狭隘而求广阔，去短视而求长视，去庸碌而求长进。以笔者所服务的《北京文学》来说，处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政治文化地理位置上，完全有理由将其办好。如果说，文学期刊在今天这个历史环境中尚有生存之地的话，那么《北京文学》就应生存得更好。因你很难想象一个老舍、赵树理、杨沫曾任主编，一个因发表《海瑞罢官》被砌入历史的迷墙而引起巨大社会震动（吴晗引发十年“文革”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最早就发表自《北京文学》）；一个发表过众多优秀文学作品，一个培养了诸多优秀作家的文学期刊会悄然消失。但在现阶段这个社会转型期中，怎样顺之者昌地把刊物办好，这就需要有一个清晰的头脑找出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充分的因势利导。这也使笔者常想起邓小平当时在南巡讲话时对当地领导人所说的：重要的是一个明白人还是一个糊涂人。在特区的特定区域，许多政策法规不配套和不适应，怎样审时度势，采取相应的对策，就要靠当事人进行准确的判断，使之进入促进经济发展的健康轨道又不至偏离方向。那么，什么样的方向又是正确的呢？笔者认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给了我们充分理解的空间，它从抽象、教条的政治说教中让我们解放了出来。作为思想和精神领域里的文学期刊自然是获益匪浅的。说坚持“三个代表”，并不应仅是贴上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标签，重复一些空洞过时的口号，而是要领会其发展前进的精神实质。从笔者个人的角度来认识，“三个代表”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继承外，还应包括重新审视疏理的“孔孟之道”“诸子百家”以及洋为中用的西学政经。总之，一切优秀的人类政治文化科技遗产都应是这个组成部分，它引导我们去寻找一个更广阔的人类前景和生活的目标。所谓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就是要兼容并蓄、兼容并包。《易经》中的保合太和、平衡阴阳二气与孔孟之道宣扬的“德治”“仁政”都是千年的古人哲学，你能说它不是我们今人的座右铭吗？ 　　 　　文学是其他一切文字媒体的母体，好的影视作品几乎都是从优秀的文学作品改编过来的便是一个实证。发表在《北京文学》上著名作家刘恒的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成影视剧，风靡全国、家喻户晓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但遗憾的是《北京文学》当时并未抓住这一机遇，与影视剧互动，扩大刊物的影响力。笔者有一次在采访张艺谋时他就曾坦言电影依靠文学的兴盛而强大，这话如果更引申一步来说，便是一切文化艺术的兴盛都有待文学的复兴。但文学的价值今天以另一种方式让人们认识也是必然的。詹姆斯?赖斯顿说19世纪是文学家的时代，20世纪是新闻记者的时代。那么到了21世纪，笔者认为是这两者结合及信息充塞和多媒体齐头并进的时代。文学期刊的不景气反衬着一些畅销书的畅销，动辙发行五六万、十几万，贾平凹的《病相报告》发行了 15万册，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发行了20多万册。而《白鹿原》累积发行到了近百万、《易中天品三国》借助电视媒体被天价收购也已发行超百万，文学期刊《小说月报》发行40多万册更是说明了纯文学的市场效应。文学期刊虽说有可观发行量的屈指可数，但毕竟还有一些以其自身的号召力挺立在市场上。这样看来，历史又给一些有事业心的文学期刊的办刊人施展其本事的一个机遇，重要的是要调整好自身刊物的生存环境，兴利除弊，各显其能。举例来说，《北京青年报》连载了《北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