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国家赔偿法的完的善(修订稿).docVIP

论对国家赔偿法的完善 2005级法学专业研究生班 王宝琦 内容提要：国家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违法行使职权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由国家机关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公民取得赔偿的权利。1995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确立了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保障了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社会生活日趋法律化、国际化，国家赔偿法自身存在的缺陷在多年的实践中逐渐显已势在必行。本文拟存在的问题做一梳理并。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教授认为，国家赔偿法实施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自己确认自己违法”、“上级确认下级违法”，还要让其作出赔偿，这本身就很难办到，等于“与虎谋皮”。立法原意本是给予赔偿义务机关一个“有错必纠”的机会，以维护其形象及威信，但在没有制度依托的情况下，这一规定极易也往往被扭曲为“有错不纠”的“护身符”。我们在这里来先看几个案例。如吉林省磐石市国税局干部姜希忠于1995年、1997年先后两次因为涉嫌“贪污”等罪名被捕，共计8个月牢狱之灾，让其失去了党籍和公职。历经十年申冤路，至2003年磐石市检察院才在省高院的命令下作出撤消案件决定书，还其清白。然而，当他提出国家赔偿时，却又遇到了拦路虎，针对证据不足的错捕，是否应当进行国家赔偿，作为确认机关的磐石市检察院认为，证据不足案件的逮捕措施是否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确认。对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人逮捕的，不予确认，不予赔偿；对于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人逮捕的，予以确认，给予赔偿。按照国家赔偿法和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姜希忠案件属于存疑案件，对于证据较为充分的存疑案件不应当给予赔偿，因此，检察院迟迟不能确认，也就不可能进入赔偿程序，对于姜希忠来说这条道路不亚于沉冤昭雪、争取公正的漫长坎坷路。又如江西省余干县2名法官缪新明、江舸因为一起普普通通的民事纠纷案件，遭到余干县检察机关刑讯逼供，被定性为“司法腐败案”，蒙冤2年。后经法院审理，被无罪释放。获释后，两人向检察机关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却一直没有回音，至今4年仍没有进入赔偿程序。两名受害法官之一的江舸感慨地说：“作为一名法官，自己的权益都不能维护，又怎么去维护别人的权益？”这两起案例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公民其共同点是都属于国家公职人员，其中还有两位本来就是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者，然而我们看到得却是确定是否赔偿的道路走得如此艰难，试想，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公民，那维权之路又将怎么样走下去？…… 之所以赔偿确认难，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制度设计存在不合理，从核心层面上说就是国家赔偿法规定的错案追究的掣肘。当前，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一旦有工作上的失误或过错，都有问责制来追究领导者和相关当事人的责任。因此，赔偿义务机关一旦承诺赔偿，将面临着两难抉择：申请国家赔偿费用，就必须向上级部门申报，这样自己的违法或过错行为就必然会曝光，这不仅会因此被追究责任，还可能影响政绩和升迁。当国家赔偿与责任追究撞到一起，国家赔偿大多得不到确认，法律的公平效率也就很难体现了。还是以最高人民检察院10年决定赔偿3167件为例，其共支付赔偿金5819.53万元，每件个案平均不过只有1.84万元，如果再具体到每一名受害人身上，又能获得多少赔偿呢？同样，重庆市2004年至2006年三年间的司法赔偿案件总共才36件；辽宁省法院确认的国家赔偿案件最初一年仅仅几件，到2006年也才近百件，涉及的赔偿金也不过三四百万元；深圳市每年拿出5000万元作为国家赔偿的预算，但几乎从没有动用过……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国家赔偿在确认上确实存在着先天上的弊病，在运行实践中至少带来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利后果：一是国家赔偿门槛被抬高，大量受侵权者被拒之门外，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这导致其中很多人长期上访，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二是国家赔偿机构空转，有限的“赔偿预算”无法落到实处。有些地方负责国家赔偿的机构由于案件太少，几乎没有事情可做，处在“无米下锅”的尴尬境地；三是确认难催生“私了”现象，违背立法本意。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费用应列入各级财政预算，由财政支付赔偿费用，但由于害怕“问责”影响政绩和考核，加之部分地方财力确实困难、国家赔偿未列入预算，国家赔偿“私了”现象大量存在。这里以重庆市法制办和重庆市财政局联合调查的一个情况说明为例，2001年——2006年，重庆市公安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工商局、司法局等4家单位发生过32起行政赔偿案件，赔偿金额达百万元，但每一起赔偿资金来源都是“机关工作经费”或“单位资金”，甚至个人掏腰包“私了”了。我们还看一个案例，S县某镇农民郑某状告1996年某镇政府在实施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致使其精神失常，要求某镇政府支付精神损害赔偿40万元，并给予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