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国际趋势及“中国文化”走出去.docx

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国际趋势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作者简介：J?彼得?布罗修斯(J. Peter Brosius)，佐治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整体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人类学会人类学与环境分会前主席，2005年获得“洛德斯?阿里斯佩(Lourdes Arizpe)人类学与环境奖”，其环境人类学研究主要关注本土和全球规模保护的文化政治学，他还是由麦克阿瑟基金会资助的“在社会背景中促进保护”计划的协调委员会成员，Email：pbrosius@uga.edu；萨拉?L?希契娜(Sarah Hitchner)，佐治亚大学整体性保护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助理，她2006-2009年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开展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主要集中于合作记录可拉必高地的地貌史，其博士论文《地貌再造：可拉必高地与保护和开发之约》分析了如下论题：合作研究方法、为社群绘图、参与性地理信息系统和技术转让、基于社群的生态旅游业、跨界保护倡议和有关保护实践的政治生态学，Email：slhitchn@uga.edu　　译者：王爱松　　重新形成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间联系的概念：超越生物文化视角　　本文的前提基于这样的假设：探讨文化多样性及其保护之间的联系的任何尝试，都必须从有效地分析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入手。我们分析的前提是承认多样性可能是个难以捉摸的概念，特别是在试图跨越各种文化定义和生物学定义的视差对多样性作出描述时更是如此。正像马古兰注意到的：　　多样性有点儿像一种视觉上的错觉。对它注视得越久，似乎就越难以对它作出清晰的界定，而从不同的角度打量，又可能导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感知。(Magurran 1988，p.1)　　多样性这个概念的语义范围跨度极大，从一个数字、一种指标到一种价值承诺，其间相距甚远，而且必须承认和接受这种语义范围。　　在过去20年中，学者、实际工作者、政策制定者都认识到了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之间既存在空间上的联系，也存在概念上的联系。尽管这种认识的谱系相当复杂，但其简化版本是：它主要来源于将这种观念设计为一种策略的原住民拥护者，目的是肯定原住民是值得重视的知识拥有者和生物多样性的守护者[Brush 1996；Burger 1990；Gray 1991；Interational Work Group for Indigenous Affairs(IWGIA)1993-1994；Kemf 1993；Suzuki and Knudtson 1992；Taylor 1990]。偶尔，它也会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用以宣称原住民族——　　通过其生态学知识而拥有某种具有难以估量价值的资产——一幅所有生命都依赖于其上的地球生物多样性地图。用原住民语言、习俗和实践对其进行编码，也许比将其储存在现代科学的图书馆里更能达到对自然的理解。(Durning 1992，p.7)　　他们是这样一些人——通常生活在偏僻的地方(Tsing 1993)，政治和经济上被边缘化。我们估计他们拥有丰富详尽的知识，这些知识反映了一代又一代人对草药、作物品种、树木、动物习性以及很多其他东西的观察和试验。　　流传最广、在森林与民族的命运之间建立最直接联系的论点，也许是断定原住民知识对保护生物多样性、使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罪魁原形毕露而言很重要。在奥萨布尔看来，　　生物多样性的灭绝与文化多样性的毁坏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随着土著文化的丧失，有关与地球平衡相处的生存方式的知识和对这种知识进行编码的价值体系也在逐渐消失，而这种知识至关重要，生死攸关。(Ausable 1994，p.211)　　明确建立这种关联的最早文献之一，是1988年的《贝伦宣言》，它承认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1992年，伯纳德?尼采曼提出他所称的“生态文化公理”(biocultural axiom)，使这种联系进一步成形(Nietschmann 1992)。　　后来被称为“生物文化视角”(biocultural perspective)的观点的源头，是某种危机感——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有关生物多样性危机的说法，有一个很长的谱系(Myers 1979；Wilson 1988)，目前对危机急迫性的表达是这种谱系的延伸。约翰?特尔博格谈到了我们正面临“生物世界末日大决战前景”的事实(Terborgh 1999，p.123)。苏莱和特尔博格描绘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并警告说“自然的每一孤立残存碎片，都陷于文明越来越勒紧的止血带之中”(Soulé and Terborgh 1999，p.12)。不那么直接的隐含意义是，生物灭绝的时钟正在嘀哒作响，即便我们的方法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已经时不我待。与此同时，生物多样性危机的说法已经形成势头，我们见证了全球越来越关注受到巧取豪夺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