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新民思想对当代媒介启示 ——发挥媒介教育功能.docVIP

论梁启超新民思想对当代媒介的启示 ——发挥媒介的教育功能 一 浅谈“新民主义” 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梁启超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中国早期新闻学者戈公振在《新闻学撮要》中评价：“我国报馆之崛起，一切思想的发达，皆由先生启其端”。 三十载呐喊与厮杀中，梁启超先生的政治思想是应时而变的，“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也。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所谓我操我矛以难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 自梁启超随康有为登上政治舞台起，改造旧中国便成为其矢志不渝的目标，民众是国家的细胞，要改良中国，必先改良中国人，梁启超在国民性问题上做出了诸多研究，提出了诸多见解。散见于其各个时期的报纸杂文、评论、文字著作，集中见于其1901年开始陆续发表在《新民从报》上的新民论。可以说，“对国民性问题进行过最多研究的是梁启超和鲁迅，这两个人都是西方殖民背景下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国民寻找起死回生之路的一代巨人。” 20世纪的中国，外有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内有清政府腐败堕落，真可谓内忧外患。吴其昌先生将那一个时代总结为：天灾人祸、道德堕落、思想颠倒、民智固陋、社会腐化、太后奢靡、朝廷昏庸、外交腐败、军队黑暗、实业从弊、贪污普遍。但是，“在梁启超看来，中国极弱的根本原因、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不是清朝政府的腐败，而是由于国民素质低下，缺乏公德和私德，缺乏国家思想、义务思想和权力思想，缺乏进取、冒险、自由、自治、自尊、合群、尚武等精神。只有通过教育手段提高国民素质，造就一代新民，中国才能富强，国家才有希望。” 这便是梁启超新民说的基本要旨。 梁启超先生曾作《中国积弱溯源论》其一，“积弱之源于理想者”，即源于中国人长期来形成的种种错误观念，其中最突出的是“爱国心薄弱”。其二，“积弱之源于风俗者”，即源于中国人长期来形成的种种不良的“人心风俗”、道德品格，其中突出者是“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六种“恶风”。其三，“积弱之源于政术者”，即源于长期来封建专制制度，以及君主为防范臣民而采取的种种统治术。其四，“积弱之源于近事者”即源于二百余年来清朝统治政策的诸多失误，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西太后的反动统治。他的总括性结论是：中国“所以积弱之故，其总因之重大者在国民全体，其分因之重大者在那拉一人，其远因在数千年之上，其近因在二百年以来，而其最近因又在那拉柄政三十年之间。”“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 距离梁启超所处的时代，百年已过。这百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民众的思想境界与旧时代当然不能同日而语。我们与世界接轨，紧跟时代步伐，一副虚怀若谷的包容心态，学得开放、进取、担当、平等、博爱、民主、乐观的精神气质。但于此同时，中国人并未练就一副钢筋铁骨，完全摒除两千年封建历史加诸于我们的劣根性，另一方面，过快的社会形态转变也带来的新的道德问题。当代中国的国民性研究也应当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很多理论都将中国社会的道德伦理问题归结于国民劣根性。梁启超将其概括为：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弱、公共性之缺乏、自制力之欠缺；林语堂总结为：忍耐性、散漫性、老猾性。陶行知更将其细分：无国民、唯人主义、精神不团结、被动的民意、缺少度量、公私混杂、听天由命、不能协作、多生主义、不知民权、迷信、无学识、无政府脾气、读书人不利生、愚、自私自利。 在我看来，中国人的劣根性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缺乏理性和激情；二，盲从，缺乏创新力。三，小民意识严重，缺乏大局意识。五千年的泱泱大国，理应是鬼神不能比其能，日月不能争其光。而事实是，中国像一只巨型千年龟，拖着庞大的身躯，走的不可不说扎实，但总缺乏一股激情和浪漫，缺乏一股冲劲。国人乐于总津津乐道于我们的千年文明，沾沾自喜于孔孟，得意于四大发明、四大名著。但是，除了这些从祖宗坟墓里刨出来的古物，我们还能拿什么来震撼世界？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国出不了一个比尔盖茨，得不到一个诺贝尔，也没养出黑格尔之类的大哲学家。此之为缺乏理性和激情。乔布斯曾经说：“我生来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而中国人缺乏的正是这种改变和创新的意识。“中国制造”横行世界，“中国创造”却掀不起波澜，走不出产业链的底端，最终沦为替别人打工的世界工厂；再者，中国学生是最会考试的人却也是动手能力最差的人。如此种种，此为盲从、缺乏创新能力。美国副总统拜登在访问中国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美国人生来就有一种为世界担当、对世界负责的意识。尽管这份自以为是的霸道让国际社会颇有微词，却使这个缺乏历史的国度登上了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宝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