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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和归化在翻译过程中的合理运用 　　摘 要: 异化和归化不仅可以从语言层面上来讨论,而且可以从大的文化背景下来透视问题;异化和归化是一对动态的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异化的问题也有可能经过一定的时期之后变成归化的问题。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合理运用异化法和归化法,它们是矛盾的两方面,必须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不能顾此失彼。 　　关键词: 翻译 归化 异化 直译 意译 　　 　　一、异化和归化的理论来源 　　归化这一理论来自于十七世纪的英国,异化则来自于十九世纪的德国。异化和归化这一对翻译策略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会产生极大的差异。异化和归化问题历来是翻译界争执的两个重要概念,国内外对此问题的论述不在少数。有人认为异化翻译法好,因为可以更充分地体现源语文化,更加具有异国风味。有人则认为归化翻译法好,这样可以使读者通过最熟悉的途径了解异语文化中所要表现的内容,更利于读者接受。本文从这两种理论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来分析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合理运用。 　　二、区别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这两组概念范畴 　　直译与意译是翻译学中常见的一对术语,由于它们与异化和归化这两个概念有相似之处,所以容易被混淆。我认为有必要在开篇对这两组概念作一简单的区分,以便对异化与归化这两组概念有更加明确的认识。 　　首先,直译是指对原文从字到词,亦步亦趋的翻译方法,意译是指并不拘泥于原文字词,以传达原文意义为主的翻译方法;而异化和归化是指译者向原作者靠拢还是向读者靠拢的问题,向原作者靠拢的翻译方法是异化法,向读者靠拢的翻译方法成为归化法。我认为并不能简单地把意译等同于归化,把直译等同于异化。这是因为直译和意译这对范畴是参照于原文来说的,只是简单地从语言层面上就可以判定。而异化与归化问题有更宽泛的范畴,它们从简单的语言层面摆脱出来,在大的文化背景下透视翻译问题,还牵扯到价值观念、诗学传统等问题。 　　其次,在任何历史时期只要拿出原文和译文作一番比较,就能立刻判断出译者是采用了直译法还是意译法;而异化与归化问题却是动态的问题,因为在一定历史时期是异化的译文,也许随着历史的推移,原先对目的语文化产生剧烈冲击的异化问题有可能被受容后,被现代人视为一个归化的问题。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在日语中的“玄?v”这一词汇在当时翻译到汉语中的时候是被作为异化语直接翻译为“玄关”。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词已经作为归化语被中国人所接受。再如现在汉语中的“作秀”、“时装秀”等词中的“秀”来自英语中的“show”,现在这一翻译对中国人来说已经毫无“异化”的感觉了。 　　三、对西方翻译理论中关于异化和归化问题的思考 　　具体到翻译实践活动中,究竟是采用异化法好还是采用归化法好,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一个热点的问题。在施莱尔马赫看来,翻译的两种途径,确切地说就是归化与异化两种翻译方法,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途径。因此无论采用哪一种,都必须坚持到底,不可将两者混淆使用(Sch 　　leier Marcher,in Douglass 1997:225-238)。孙致礼对他的看法提出了质疑,并指出异化与归化并非水火不相容,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善于兼用异化与归化两种方法。我认为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因此,异化和归化的翻译方法也不例外,各有所长,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果把两种方法适当地结合,才能称之为合理的翻译。在具体翻译时,首先要对翻译的目的、目的语的语言习惯、读者的反映和接受能力、目的语的文化的接收环境等进行多方位的考虑。 　　埃文?左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时,译文会注重“充分性”,即尽量忠于原文的结构、内容;反之,则译文的“充分性”往往不足,即为了迁就读者,尽量采用他们熟悉的语言、结构甚至内容,因而牺牲了原文。[1]因此,在谈论异化与归化问题时,要结合具体的国家的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如果太过笼统地谈这个问题就会流于空谈。当代翻译理论过于依赖静态的语言学模式或者尚未成熟的文学理论,以致忽略了这个基本的问题,这可以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偏差[1]。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例如英语是世界上使用最为普遍的语言,当翻译工作者把使用范围并不是很广泛的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时,就会不得不考虑现实的客观问题,如读者的反映、读者的接受能力,甚至于作品的出版问题,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译者往往会选择“牺牲原文”的翻译策略,使译文的“充分性”表现不足。此外,流畅译法担任了一项文化移入的工作,把外语文本归化,使译语读者不但明了熟识文章意义,而且从中满足自恋情怀,在他方文化里认出自己的文化。这样,一场帝国主义的狂涨活动又在上演着,他方的意识形态通过“透明”译法扩充了它的版图,进入另一个文化领域里去。而且,流畅译法能大大提高译文的可读性,使之在书籍市场上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