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起源的“晚明说”.docVIP

新文学起源的“晚明说” 　　摘 要: 在“五四”新文学源流的研究方面,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渊源》这两本著作都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作出了界定。本文试图将其同时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来考辨,以期对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有更明晰的认识。 　　关键词: “五四”文学革命 源流 晚明说 　　 　　一 　　“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由于这场运动自身的复杂性,在关于“五四”新文学源流的研究方面,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渊源》这两本著作都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作出了界定,都指出了“五四”文学革命和晚明文学革新运动的渊源关系,都强调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方面的联系,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结果。两人具有师承关系,他们的论证具有基本相同的思路。但两人的文学史观还是具有差异性的,周作人的文学史观是轮回史观,而任访秋的则是唯物史观。 　　二 　　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从晚明进行追溯研究的著作。很多人都认为,“五四”是一个叛逆的时代,是一个狂热地鞭挞传统的时代。那个时期,西方的各种思潮和观念被大量引进和传播,而传统的文化和古典艺术成为被质疑的对象。当时,陈独秀、胡适等对传统文化进行猛烈的攻击,“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毫无关系”,[1]指出旧文学必然被新文学所取替,“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2]。“五四”文学革命被很多人看作是欧风东渐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旧文学的一次分离和断裂。而周作人却用另一种理性的眼光审视传统,从中发掘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的价值,并赋予它们新的意义。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周作人应沈兼士的邀请在辅仁大学作关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讲演,后经邓恭三记录整理,并由周作人校阅后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书名于同年9月在北平出版。此书共5讲:“关于文学之诸问题”、“中国文学的变迁”、“清代文学的反动(上)――八股文”、“清代文学的反动(下)――桐城派古文”及“文学革命运动”。周作人把中国文学史分为两种不同的潮流,即“言志派”和“载道派”,并指出历代文学就是这两种潮流的变迁。“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3]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写道,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唯一的目的地,以前的文学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只因为障碍物太多,直到“五四”才走入正道。和胡适的文学进化史观不同,周作人认为:“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相反的力量起伏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总如此。”[4]他认为:“晚周时期社会纷乱,思想自由,是最先的诗言志的时期,到西汉时期,政治稳定,儒家思想定于一尊,文学就转向了载道的路子;魏晋六朝又重新言志,唐朝复又载道……就这样,循环下去,明末公安‘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经过清代文学的载道重新在“五四”时期又言志。胡适之的‘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异点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又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5]并且特别指出,民国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和中晚明时期公安、竟陵派的文学,“更奇怪的是有许多作品都很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个水晶球样,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看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6]在对清代文学的分析之后,又道:“我们可以这样说:明末的文学,是现在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而清朝的文学,则是这次文学运动的原因。”[7] 　　周作人在文中一再强调:“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8]还指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9]也就是说,周作人从晚明的新文学运动找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渊源,认为“五四”新文学是“言志”的文学,是晚明“言志”的复活。 　　周作人的“五四”新文学的“晚明说”出现后,在文坛上引起了争议。既有反对者的批判,又有支持者的赞同。陈子展对周作人的这种大谈公安、竟陵的做法是很反对的。他比较注意外来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刺激,曾多次发表文章,认为周作人推重袁中郎是意在争新文学的正统。他认为,如果说有“言志派”与“载道派”的话,则公安、竟陵派是注重性灵的“言志派”,而“五四”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