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婉约词书写与北宋文人文化.docVIP

晏殊婉约词书写与北宋文人文化 　　摘 要： 晏殊婉约词的悲情书写，在北宋时代，有士大夫忧患意识和责任感的因素，也有有宋一代对佛教的大力提倡和保护从而激发了文人士大夫对生死命题的强烈关注的根源，与晏殊作为诗人的先天本性有关。在晏殊生活的北宋“太平日久”时期，发达的城市经济生活和娱乐文化对文人生活的影响，以及朝野参与娱乐的热情氛围，对晏殊婉约词里的悲情书写也是不可忽略的条件因素。 　　关键词： 晏殊婉约词 悲情书写 北宋文人文化 历史文化语境 　　 　　寒士的悲苦有生活根源，艰辛的生存决定他们的生命意识里储存着先天的忧伤。在那些朝代更迭频繁的时代，朝不保夕，为全身远祸而焦虑，为报国无门而愤懑，为生活难以为继，如此等等都迫使他们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由之产生的人生空漠感自然是深沉的、浓烈的。在北宋建国后，经历很长时间的太平岁月，加之文人的生活优裕，应该说有宋一代文人是舒服的、滋润的，可文学史现实恰好相反：北宋文人“道貌岸然”的表象之下是挥之不去的悲情意绪，在大多数文人的心底里都有一股冷气在袭着他们，尤其是高官文人。 　　以晏殊为例。少年时以神童招试，赐进士出身。宋仁宗时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兼枢密使。当时名臣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和张先等均出其门。晏殊《珠玉词》凡134首，多感时伤事之作。从《珠玉词》来看，晏殊婉约词书写的愁苦悲情亦普遍而浓烈。再看其门下的范仲淹、欧阳修、张先的词里那些大量存在的惆怅悲情，虽无泛滥之势，但也涓涓长流。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范仲淹，《苏幕遮》［1］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月落红应满径。――张先，《天仙子》［2］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无重数，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蝶恋花》［3］ 　　这些被延续了的悲情书写，我们不排除人生挫折感的根由，而是要寻找有没有除此之外的缘由。上面列举实例只是对这种词风书写存在的一个证明，这里还是解决比较源头性的晏殊的婉约词里的这些内容的问题。 　　刘??《中山诗话》谓：“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4］论起与南唐宰相冯延巳的词风渊源，应该是不难的：同为高官，位及宰相，生活优裕，仕途宏达，都写怅然若失、无由解脱的愁苦之情，都不失富贵气。论起时代条件，可谓优越，人生又无大挫折，词作里的那种感时伤事悲情书写源泉在哪里呢？冯延巳的南唐和晏殊时代的真宗、仁宗两朝比起来，真可谓天上人间。晏殊的时代在北宋开国后的“太平日久”的时期，这是冯延巳所没有的历史境遇。 　　我们不妨先看文学史的结论。 　　第一种解释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的责任意识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宋代士大夫的国家主人公意识十分强烈，他们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家的隐患。“心忧天下”的风范为他们所崇尚。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文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加之，宋代的国势已远不如盛唐，开国之初，北方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燕云十六州仍然在辽人的统治下，南方曾为唐代流放罪人之地的?O州一带已属越李朝的版图；被辽和西夏两强敌威胁，文人治兵的制度使得宋代的军事孱弱。惧内强烈，战事败多胜少，对外的巨额岁币和对内的冗官冗费，内忧外患的现实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第二种解释就是宋代对佛教的保护和鼓励政策。［5］佛家的出世思想和对彼岸世界的关注，这对中国文人是个提醒：从充实现实人生转而开始关注后世，这本是个古老的话题，可没有像佛家那样认真严肃地理性思考过。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在儒家那里是回避死亡话题的，死是被搁置了起来的一个思考命题，尽管可能很有价值，并且直接面对每一个生人。而佛家的重新出场会直接地唤起北宋文人的这种“空观”意识，人生里的那些往日镜像带上伤感的色调与心底的那种人生空漠的悲情意绪在这个层面讲应该是合理的存在。 　　我们要是细心思量，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不是少了一个反面，如果辩证地看，决定事物存在的可能性因素都该不止上述几点的。一味地从悲苦的角度思考悲苦，这种思维惯性是不是让我们忽略了什么？比如，人生大致通达、身居高位、一生亨通，生活的时代又是太平盛世，那么这些因素有没有对这些人物的心底的悲情意绪产生过影响？ 　　有人认为，晏殊在富贵气下的怅惘之根源，是宗法伦理在文人性格构成中有先天规定性的压抑性存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