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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义法”说述评 　　摘要：清代风靡全国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出现，开创了清代散文超越元明、比肩唐宋的暂新局面。桐城派三祖之一的方苞提出了以“义法”为中心的散文理论，成为桐城派文论体系的发端和纲领，可谓功不可没。鉴于此，本文试通过对方苞“义法”说的述评，以探讨方苞的历史地位及其当代影响。 　　关键词：方苞；桐城派；“义法”说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5-0021-01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也是散文的国度。在清代出现了一个显赫一时、风靡全国的散文流派――桐城派。正是由于它的出现，清代散文才能取得超越元明、比肩唐宋的暂新局面。由于该派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因而世人把他们及其追随者统称为“桐城派”，而尊方、刘、姚为桐城派三祖。其中，方苞在文论方面提出了以“义法”为中心的散文理论，成为桐城派文论体系的发端和纲领。本文试通过对方苞“义法”说的述评，以探讨方苞的历史地位及其当代影响。 　　方苞作为桐城派的创始人，为桐城派文论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汲取同时代作家、学者的文论成果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义法”说，把前人创立的文论思想加以具体化、理论化。 　　 大致来说，方苞“义法”说的主要内容是： 　　首先，“义法”是指文章体裁对写作内容的要求和限制。方苞从文学自身的主体性出发，在文章内容方面，强调“言有物”，在文章形式方面，强调“言有序”，并且认为是内容决定形式的逻辑关系。他评析、考察前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发现各种文体在创作上是有着不同要求的。方苞在评论前人作品时说：“记事之文，惟《左传》、《史记》各有义法”，文脉通畅而不可增损，并且前后相应，或隐或显、或偏或全、变化随宜而“不主一道”。这就是说写作的内容须符合文体要求，也就是方苞所说的“夫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根据这一“义法”说的要求，创作出来的文章就可以戒空戒浮，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 　　其次，“义法”是对文章选材以及材料取舍详略提出的要求。方苞明确指出文章材料的取舍以及安排，须与人物的身份相符，“虚实详略”要因人而异，即由“义”来决定“法”。方苞赞赏《史记?项羽本纪》该文“先后详略，各有义法，所以能尽而不芜也”。他认为《项羽本纪》中对“高祖、留侯、项伯相语凡数百言，而以三语括之”，是因为“其事与言不可没，而与帝纪则不可详也”。这些话再次说明作文宜详则详，当略则略，必须符合法度，这样才能显得相得益彰。 　　再次，“义法”要求作文追求雅洁的文风。为了与“义法”相一致，方苞提出了“雅洁”的审美标准。方苞所言的“雅洁”，不仅指作文在语言文字方面要简练，而且要在义法的原则下，对文章所要表达的内容有所取舍，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他所说的“气体最洁”。方苞特别称许《史记》行文的雅洁，他认为《史记》“变化无方，各有义法，此史之所以能洁也”。所以方苞常常以《史记》等文为语言典范，旨在提倡典雅、古朴、简洁的文风。方苞标举的“雅洁”，后来成为了桐城派作家在文章审美上共同追求的目标，而创作实践上桐城派散文的最大特色就是“雅洁”。 　　通过对方苞文论的综合辩证地考察，我们认为其“义法”说的本质特点是文章的思想内容居于绝对首位，强调为人先于为文，但方苞最为专注、反复阐述最多的，还在于“言有序”即文章写作规律，如经传义理、篇章法度、详略虚实、措注排纂等，至于文采形象、风格境界等有关散文艺术美方面，方苞则很少涉及。难能可贵的是，方苞并没有将自己的“义法”说视为古今不可逾越的法则。他不仅承认先秦诸子的文章，用一般法难以说明；又认为学习古文能得门径，须博览百家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因此，他推崇与自己风格相异的作品，又收下与自己的“雅洁”标准有些不合的刘大??作为弟子，这实际上隐含着完善桐城派文论的一种期待。也正是因为如此，自方苞以后，桐城派文论思想才会日臻完善，文风大振，作家云集，作品广为流传，一时倾倒朝野，对此后人称赞方苞有“能集古今之大成”的历史功绩，回过头来对照我们当前的文坛景象，此现象值得我们深深思考。 　　对于方苞倡导的“古文义法”，一直以来学术界中有不少学者对此有些误解。如谓“义”即“言有物”，即文章内容，其具体所指，基本上就是宋儒的“义理”，即封建纲常之理。把“义”与宋儒的“义理”及“封建纲常之理”三者等同起来。这样，“桐城文派”就只能是谬种了。其实，方苞并非全讲“封建纲常之理”，无怪乎曾国藩、吴汝纶等人才会说“古文无所不宜，惟不宜于说理”。上述那种看法，其实是望文生义的臆测，我们可以看看方孝岳、朱自清和钱钟书的解释就很明白了。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史》说： 　　在《左传义法举要》里，他方苞又有几句话，差不多是替“义法”二字下了一个简明的解释。他说：“古人叙事，或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