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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兼评张光直先生的“萨满通灵说” 聂甘霖 【作者简介】聂甘霖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 近年来，关于研究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祥的论文屡见于多种学术期刊。对花纹的意义众说纷纭，其中主要有图腾说、辟邪说、萨满通灵说、目前张光直先生的萨满通灵说影响甚大，他的观点广泛影响了学术界。但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张先生认为中国的商周时期，在人们的精神上是一个巫术时代，并且几乎把所有青铜艺术都解释成巫术的表现。似乎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和世界其他地区保持一致的步调。今天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有如下两方面的意义：一、世界文化是多样发展的，中国青铜器艺术能否用弗雷泽理论加以解释，是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化主体精神的定位问题；二、考古发现怎样用本土文化精神加以诠释。 ??? 一、萨满通灵说及其影响??? 张光直先生《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有如下表述：??? “在商周之早期，神话中的动物发挥在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上，……在古代的中国，做为与死去的祖先之沟通的占卜术，是靠动物骨骼的助力而施行的。礼乐铜器在当时显然用于祖先崇拜的仪式，而且与死后去参加祖先的行列的人一起埋葬。因此这些铜器上之铸刻着作为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的媒介的神话性的动物花纹，勿宁说是很不难解的现象。”（注：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张先生观点影响范围涉及到考古、历史、政治、艺术的广阔领域。只要涉及到这个题目，人们总会提起他。例如，90年代，金正耀《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一文云：“张先生从宗教祭祀、艺术和神话传说的角度研究青铜器，认为青铜器以及夏禹九鼎传说表达的象征意义，不但是王或帝对通天权力的独占而且是对制作通天工具原料的独占，这些主要通过商代青铜器研究得出的见解十分精辟。”（注：金正耀：《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摘自《文物》2000年第1期。）杨泓在《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写道：“图案表现的应是自然界找不到的怪兽……以它为青铜纹样，正令礼器增添了神秘而令人畏惧之感，祭祀时以通天神祖先，又体现出那些礼器的主人是有令人恐惧的权威正应是当年商王贵族们所希望达到的艺术效果。”（注：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文物出版社1997年，P63。）艾兰《龟之谜》说：“张光直先生曾指出，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早期文化中，大张兽口的艺术母题是通向另一个世界通口的象征。确实，外部世界就象是一只永不厌倦的野兽，嚼食着人食；以及动物和庄稼。”（注：艾兰：《龟之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P146。）晁福林《商代的巫与巫术》：“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这样的纹饰表现了巫师借助动物而与神灵沟通。”（注：晁福林：《商代的巫与巫术》，《学术月刊》1996年第10期。）陈望衡《龙腾凤翥》云：“张光直先生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实际上是当时巫觋通天的一项工具是有道理的。”（注：陈望衡：《龙腾凤翥》P240，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曹振峰《神虎镇邪》云：“当然，商代青铜器上的神虎及其他神灵，在巫觋社会中，具有“通神民，协上下”的神圣地位。”（注：曹振峰：《神虎镇邪》P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此外，刘红星《先秦与古希腊》（注：刘红星：《先秦与古希腊》P80，上海古藉出版社1999年。）、《中华文化通志》（注：《中华文化通志·美术志》P12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杨阳《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注：杨阳：《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P122，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杨菊华《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轨迹》（注：杨菊华：《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轨迹》，《华夏考古》1999年第1期。）、江林昌《巫风观念探源》（注：江林昌：《巫风观念探源》，《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张子中《商代青铜文化与身体直接感觉》（注：张子中：《商代青铜文化与身体直接感觉》，《求是学刊》1999年第2期，P101。）等都有类似论述。在新世纪之初，张先生的观点似乎更加被推崇。叶万松、李德方《偃师二里头遗址兽纹铜牌考识》云：“张光直先生指出：‘在商周早期，神话中动物功能是发挥在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上。’……张光直先生的论述可以作为我们把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兽纹铜牌视作巫具的诠释。”（注：叶万松、李德方：《偃师二里头遗址兽纹铜牌考识》，《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梁彦民《商人服象与商周青铜器中的象装饰》：“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先生曾对商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进行过专题研究，中心论点是认为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是巫觋沟通天地的一种工具。这一观点近些年来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张先生慧眼独具，为我们研究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问题开辟了一条新思路。”（注：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