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诗歌：立足“此岸”与“新的抒情”.docVIP

穆旦诗歌：立足“此岸”与“新的抒情” 南开大学中文系　　罗振亚 　　 早在20世纪40年代，王佐良先生就为穆旦的诗歌定了性，说他最好的品质“全然是非中国的”，“他的成功在于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1〕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不论是推崇穆旦为20世纪中国新诗第一人的赞誉者，还是责难穆旦诗歌晦涩得不知所云的批评派，都未脱出“非中国化”的既有论断。 的确，穆旦诗中理念、知性和经验支撑的“现代感”，客观对应物、戏剧化手法高发的“非个人化”，人称和视角转换的频繁等，都昭示出“反传统”的审美指向。因此说穆旦的成功受惠于西方现代诗风，是不争的事实。但穆旦毕竟是中国诗人，富有理性实践精神的民族文化心理，和蛰伏在灵魂深处的丰厚艺术传统的制约，决定他的诗不可能完全倒向艾略特、奥登的异域传统，在对抗古典的表象背后，仍有传统精神意蕴、抒情方式的潜隐渗透和内在传承，它的“反传统”说穿了只是反对其模糊而浪漫的诗意和风花雪月式的陈词滥调而已。 　　　　　　　　　　　　　　　　　　　　　一 戴望舒、艾青等受西方文学影响的诗人在思想本质上都是中国式的，穆旦和古典诗歌的深层关联也主要在精神情调上。打眼看去，穆旦诗歌从个体本位出发，似乎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西方文化相通，但它心灵化的背后分明有传统诗歌精神的统摄与延伸。他那些以知识分子视角透视、感受现实的诗歌，深层的文化意蕴是以家国为本的入世情感和心理，从中人们仿佛可以触摸到现代中国人灵魂的骚动不安，感受中华民族在特定时代那种痛苦矛盾的感情和精神表征。 出于对走入艺术却走出人生的“现代诗派”的反拨，穆旦从30年代登上诗坛起，就讨厌经营风花雪月、饮酒弹唱的消闲文字，更不愿做关于未来世界的美丽却虚幻的空头梦想，去构筑纯个人化、技巧化的娱性诗，而是应和现实的感召，执著于“此岸”关怀，要“到人民的搏斗里去，到诚挚的生活里去”，〔2〕“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赞美》）。这种要以一切拥抱人民、民族的姿态，既显示了知识分子的正义、良知，也规定了诗人在自身之外寻找诗意的抒情空间的选择，即置身于战争、动乱的文化语境中，其视线与体验无法从现实及政治领域移开，总在九叶诗人走的象征、玄学、现实结合的路线中突出第三维因素，力求将自我探索融入社会，使之上升为群体意识的诗意闪烁。所以他的诗不大写完全属于一己的情感，即便写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为在时代变幻中完成自我的蜕变、新生，所做的自觉而痛苦的向内反省与否定。 穆旦经常面向时代、现实、人民、民族命运等宽阔的情思地带，做忧患的人生担待，和对芸芸众生的终极关怀。这种倾向在涉足诗坛不久即初露端倪，如《一个老木匠》对社会底层不幸的诗意抚摸，揭示了诗人和世界之间的异己关系，冷寂客观的场景里隐匿着一股同情、悲切的忧郁情绪。诗中的忧患是挚爱的关切，更是命运的惋叹。进入40年代后穆旦更加关注现实，像《农民兵》，从普通的生命看到人间的不公，从生命对生命的压迫发掘社会良心，“他们是工人而没有劳资，/他们取得而无权享受，/他们是春天而没有种子，/他们被谋害从未曾控诉”，字里行间充溢着对社会底层的感叹牵念，抒情主体有别于居高临下的“启蒙”，使诗指向了对灵魂的拷问，甚至不无超越庸俗的口头政治的反战情绪。也正是基于对民众的“大爱”，诗人才从“不能够流泪的”（《赞美》）农夫身上，透视出一个民族内忍坚强的品质，赞美中华脊梁——农民的献身精神，让人感受到民族的力量和希望。同时，和爱相对应的与生俱来的批判意识被激发得强悍无比，不遗余力地发掘现实的黑暗、丑恶与荒谬。“我们是廿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我们有机器和制度却没有文明/我们有复杂的感情却无处归依/我们有很多的声音而没有真理/我们来自一个良心却各自藏起”（《隐现》），悖论式的混乱逻辑，却以可怕、顽固的方式存在于生活之中，展示了人受制于环境、难以改变环境的悲剧底蕴。穆旦这种“拥抱人民”的姿态，这种寻找诗与现实、时代契合的精神立场，注定了他的诗不论怎样接受欧风美雨的浸淫，骨子里仍然镌刻着典型的中国情感和中国经验。“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它们能给我绝望后的快乐，/对着漆黑的枪口，你们会看见/从历史扭转的弹道里，/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五月》），这种工业式的意象比喻、矛盾乖悖的心理分析、陌生的语境转换，以及充满力度的抽象，全然似奥登的笔墨和对传统模式的定点爆破。但透过形式的雾障人们惊奇地发现：那内隐、沉痛的负重意识，那屈原似的理性精神自觉，正是传统忧患意识、实践理性的现代变形与再生。在这里，极其现代的技巧传达的竟是极其现实的战争感受，和民族心灵的历史震颤。 如果穆旦的诗仅仅停留于此，也就没有什么令人刮目之处。他超人的选择是：执著于时代、现实但却不过分依附于时代、现实，就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