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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世说新语》杂感 黄显鸿 《世说新语》，是中国传统志人小说的名著。该书共三十六篇，主要记述自东汉末年至南朝宋时二百多年间士族阶层的言谈风尚和琐闻轶事，由长短不一的一千多则小故事组成。所记述之事，或高尚品行，或忿狷轻躁；或超逸气度，或调笑诋毁；或豁达胸怀，或狡诈假谲，都可窥见当时文人名士的精神风貌、行为举止，以及思想情趣，其文笔简洁明快、语言含蓄隽永，故事生动感人、余味无穷。鲁迅先生称之为“一部名士底教科书”。 列于卷首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孔门四科”。从汉代开始，这四科就一直作为考察和品评士人的重要准则，所以，就有了“仲尼之门，考以四科”的说法。德行，指人的道德品行。《周礼》曰：“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忠孝节义、仁信智礼等传统美德，从古到今，都是仁人志士追求的行为准则。当代中国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体制转轨，经济调整，社会转型，人们思想多元性、差异性明显，价值观点纷杂多元，人际交往形态各异。一些领域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魏晋时期虽处乱世，但人们对德行的重要性，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故事所述人物的言行举止、精神风范值得我等学习借鉴。 重诺守信，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守则。华歆与王朗同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华歆予以拒绝。王朗则认为船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华歆却不以急相弃，携拯如初。魏晋时期，战乱不止，华歆“难之在前”，“后则救助”，可见其重诺守信；王朗“后贼追至”，欲舍所携之人，可见其轻率鲁莽，轻诺寡信。面对承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法。急公好义，全力相助，一诺千金，当为楷模。轻率鲁莽，轻诺寡信，甚至视利益前诺后撤，不讲诚信，当为世人所唾。慎重承诺，一旦承诺，则不离不弃，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实现承诺，也不失君子所为。当今之世，市场经济，交易频繁，轻诺寡信之事常见，朝令夕改、与民争利，出尔反尔、利令智晕，都是诚信缺失的表现。 名利态度，是人们价值观的试金石。管宁与华歆在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子非吾友也！”。管宁如《陋室铭》刘禹锡一般淡泊名利，而华歆如《学弈》中三心二意者，为名利所蔽，失去他原有的德行，也失去了一位至交。看似小题大做，却能领略魏晋时期名士清谈与崇尚老庄之风气。陈谌在评价家父功德时说，家君譬如桂树生于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源之深，不知其功德与无也。对其父的功德评价极为谦逊，更为淡然。如何对待如利，有的淡然处之，有的逐名追利，也有的主张清静无为。这几种态度也无以非议，关键的是动机、目的、手段。以积极平和的心态，良好的品格，通过辛勤劳动而取得的经得起群众、历史、实践检验的政绩，则应是大力提倡的。如果出于不良动机，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牺牲群众利益，破坏环境资源，当我们所唾弃。 与人为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石。人得到不好的东西，本能的反应都会闪而避之。避之后，如他人再得之，肯定也是弃之，但已经受其所害。庾公乘马有的卢（传说中的凶马），有人劝他卖掉，庾云：“卖之必有买者，即复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阮裕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与人为善，是传统美德。古人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与人相处，不害人，不损人，这是与人为善的初级境界。孟子曰：“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不管环境如何变化，爱人、敬人，则与人为善的境界又高一层次。《论语·卫灵公》篇有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以己及物，仁也；以己推人，恕也。这应当是与人为善更高的境界。 控制情绪，是养成良好品性的重要途径。德行不好的人以自我的情绪为中心，心情好的时候，大家相安无事，心情不好时，大家就要遭殃。竹林七贤之一王戎说，“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不管快乐与失意，都不表现在情绪上。晋文王司马昭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阮籍作为皇帝身边的高官，从来未评论过他人的长短得失。慎微，是一个人的良好品行。先哲苏格拉底说过，要左右世界，先要能左右自己。不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管理者就难有良好的绩效。这不也值得团队中的每一个自我深思吗？ 党员领导干部尤其要注重德行修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2011年4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同国务院参事座谈讲话时指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