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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女性形象的文学史意义 　　摘要：从文学史的意义角度反思流浪女性形象，首先要做的是为现代小说观察女性的男权话语祛魅，然后才能深入思考这些流浪女性形象对于现代女性走向独立解放之路的启示。 　　关键词：现代小说　流浪女性形象　男权话语　独立解放 　　 　　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时期开始，就有一种“出走冲动”。“出走”人物有男性也有女性形象，叙事的中心在于反映作者的精神漂泊和思想痛苦，所以这一时期的性别差别不大，正与“五四”文学最典型的特征相照应：“人的发现”。之所以出现一些女性流浪者形象，只是因为五四先驱已经意识到了女性身上所承受的更加沉重的传统和社会压力。而倔强如鲁迅的“过客”、苦闷如郁达夫的“零余人”，都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流浪汉小说不同。西方传统的流浪汉小说往往以主人公游历各地生活的多样性、情节曲折性和趣味性为主，而中国“五四”时期小说主人公的流浪则凸显了主人公的思考者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作者本人的思考，所以常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出现。这就使得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流浪的”女性显出了思考者的本能。如“或人”和子君们，只是她们由于所处的时代的局限，心理上有着太多传统的阴影，所以小说都以忧郁、哀怨为主色调，那些在家外面彷徨的女性还生活在传统与现代的过渡地带。直到莎菲女士的出现，才真正改变了这种状况，流浪不再是权宜之计。而成了一种生存状态。这表明现代女性生命意识的张扬。茅盾让在大革命失败后理想幻灭的章秋柳流浪到十里洋场，放纵于物欲，而最终让她在友人的死亡面前清醒过来重新振作。这暗示着男性在设计女性归宿时“宏大叙事”的潜意识。从艾芜笔下的野猫子、“新感觉派”小说中一连串放纵欲望的城市女性，张爱玲塑造的自流苏、霓喜们，直到《饥饿的郭素娥》，可以发现这两种女性意识思考方式都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延续，构成了现代小说中一道独特的“流浪女”景观。 　　如果说流浪是这个世界的永恒命运，那么女性的流浪就是因为女性对长期被边缘化的社会地位的重新审视而有了更加值得思考的文化内涵。男性以女性的流浪为素材展开故事，并不意味着现代中国的男性知识分子都像西方的浪漫主义者那样以流浪为充满诗意的归宿，他们的写作潜在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游子”主题，又因为受到鲁迅“过客”意象的影响而染上了一些现代色彩。所以，从文学史的意义角度反思流浪女性形象，首先要做的是为现代小说观察女性的男权话语祛魅，然后才能深入思考这些流浪女性形象对于现代女性走向独立解放之路的启示。 　　 　　一、从性别视角的差异为现代小说观察女性的男权话语祛魅 　　 　　“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倒地上。……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这番话为我们解读现代小说中流浪女性身上的男权话语阴影提供了人口。如果说女性的流浪是探询人之生存意义和价值的一种方式，那么现代小说中的流浪女性形象往往成了投射男性生命意志和理想的镜子。作家们在涉及生命强力、自由这些具有普泛意味的话题时，往往忽视了女性特殊的性别身份和性别意识，从而显示出男权话语无所不在的影响。 　　“一个精神世界远比一个被肉眼所见的具象的世界广阔无边，从而也更难把握得多，在这个精神世界里，人永在漂浮状态中，人们带着对家的记忆，希望在这个世界里也能有个家，然而，这个家却永不能出现，永不能具体。”曹文轩的这些话虽然是针对二十世纪末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对人的精神家园的冲击，产生的信仰的精神危机，从而审视生命，是人们对生存意识和生命观照的慨叹而发，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移用于“现代”文学阶段的小说家们的心理。就像有的研究者在比较中西方对漂泊母题的处理方式时发现：“中国文学注重于表现漂泊过程中的精神活动”，而不像西方文学那样“比较注重揭示漂泊过程中生命本身的活动”。这种表现自然有着比较明显的“男性”特征：“自我的横溢才华、高远志向与生存条件匮乏的强烈反差，使得这些漂泊者们不能不把原因归咎于社会的不公与腐败。所以，对社会不公的诅咒是漂泊母题文学不时发出的激愤之声。而漂泊者的漂泊不息恰恰是他们不愿与腐败社会同流合污的必然结果。” 　　男性作家笔下的流浪女性形象，除了显示男性的社会主导地位及担当能力和气魄之外。还有什么价值呢?他们认为，她们的堕落是不公正的社会造成的，由此，这个社会是应受到批判和否定的，于是救赎者和被救赎者的角色就被派定了。她们是值得同情的，作家在叙事中给予了她们足够的同情甚至哀矜，所以同情者和被同情者的角色也自然地划分好了。也自然地奠定好了女性在文学史上被天生同情的角色地位。只有莎菲反抗的绝叫让时人们惊异，然而，她声单力孤，如孤鸿哀鸣，在众多的批判家那里和文学史著上，她也是社会的牺牲品，不足以改写女性的社会历史地位，这个社会的话语权还没有掌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