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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屠隆诗文中的情欲观 　　摘 要： 屠隆早年受儒家思想影响，积极入世；罢官后潜心佛道，参禅修仙。屠隆的生平经历使其情欲观一直处于渐进、演变的状态，由早期的“适意”转为晚年的“纵欲”。情欲观的变化直接体现在屠隆的诗文作品中，成为其文学思想由复古向性灵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 屠隆 情欲观 适意 纵欲 　　 　　屠隆活跃于明代隆庆、万历年间，一生著述颇丰。他是晚明由复古文学思潮向性灵文学思潮过渡时期出现的极具代表性的新型文人之一。屠隆前后期的情欲观不断发展变化，是其文学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适意――悦耳快心、各求其至、自然率真 　　在《幽居诗?我昔挂朝籍》中，屠隆表露了自己的适意观点：悦耳快心、各求其至、自然率真，即为“适”。屠隆创作前期是以求适为主的。此间屠隆对文学复古主义批判地继承，并显露出“性灵”思想的端倪。 　　屠隆在《与元美先生》一文中写道：“长安人事，如置奕然，风云变幻，自起自灭……诸君子下地狱种子，仆洗耳不闻也。”屠隆视官场为“地狱”，是鉴于对现实社会清醒的认识而得出的结论。他的《答王元驭先生》说：“不为谀词以谄人，不作诞语以傲世。抒写性灵，点染光景，亦何不可。若其强制，亦云多事。”［１］当时屠隆不想谀词以谄媚次辅王锡爵，亦不想谄媚首辅申时行贵婿礼部尚书徐学谟，在礼部主事任上无心政事，热衷于戏曲。他自编《彩毫记》并自组戏班盛演，以戏曲“抒写性灵，点染光景”。屠隆不参与朋党之争，因此被扣上“淫纵疏旷”的罪帽而被削籍。屠隆深知自己被削籍是王锡爵与申时行明争暗斗的牺牲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西宁夫人有才色，工音律。屠亦能新声，颇以自炫，每剧场辄阑入群优中作伎。夫人从帘箔中见之，或劳以香茗，因以外传。”［2］言屠隆因酷嗜戏曲，串扮演剧，被人以“淫纵”指控而罢官。屠隆罢官六年之后，在《奉杨太宰书》中仍叹道：“彼夫以畴昔私撼谣诼捃摭，一旦以至不肖之名加于隆，隆不能受，亦不能怒。”［3］冤呼不平。屠隆的狂放性情，是他抗争现实社会的一种斗争方式。屠隆已看透晚明腐败的政治危机，他的《奉杨太宰书》论骘时政，概括了万历朝的种种病灶。他的佯狂，是对晚明腐朽社会有意识的反抗。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十一月，屠隆自青浦赴京上任，于彭城渡黄河，曾口吟一诗道：“彭城临广岸，俯仰霸图空。白日照残雪，黄河多烈风。所嗟人向北，不似水流东。回首沧溟曲，山山云雾中。”［4］由此诗可见出，屠隆早就感受到了当时社会的“残雪”和“烈风”，认识到官宦仕途的险恶环境。在《行路难四首》中他复悲叹道：“李斯黄犬空悲辛，青门不及种瓜人。”屠隆还在诗文中一再表白自己：“雄心半向酒家销。”（《酬邬汝翼见赠之作》）“酒生游死葬寒山，一生不向长安走。”（《南滁大雪歌》）屠隆的傲世狂态，正是晚明承受着巨大精神痛苦的士大夫们内心“真情”的一种自然流露。在《鸿苞?辩狂》一文中，屠隆对自己的“狂态”作了辩白，表示自己是形狂而心不狂的不善狂者。 　　屠隆天性放浪，恣意纵乐，不仅为官任上沉湎于诗酒之间，寄情于声色之中，而且罢官之后更加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际，佻荡性情于爱河之所，借以摆脱官场羁缚，去追求情欲方面的通脱。屠隆的个性是佻荡的，情欲是放纵的，这是屠隆为摆脱礼教束缚而作出的对抗，也是他响应“性灵论”先驱李贽“率性而行”，徐渭“欲写之情”，汤显祖“宁可狂狷”而表现出来的狂态。屠隆在袍服狎妓的佯狂之后，流连游踪，进入“一经纵横落拓”的真狂阶段，即成为屠隆自我辩狂中所说的心狂而形不狂的“善狂”者了。无论是佯狂还是真狂，都是屠隆与世俗及社会伪道学之间的不懈斗争。 　　二、纵欲――流连游踪，诗酒清狂，抒写性灵 　　遭谗去官之后，屠隆蒲团入道，静心顿悟。屠隆此间所作的《藿语》、《销夏言》等杂论，表现出对于天下家国大事的忧虑。对朝政的关心还促使屠隆撰写了《荒政考》，表露出其名障欲根并未因沉迷佛道而泯灭。名障欲根不能解脱，他就纵放自然：游金陵、狎妓女，尽情纵欲一时。纵欲，是屠隆的本心，强行的自我克制抛弃后，屠隆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纵欲主义者。屠隆晚年的人生哲学从适意转向纵欲。他在《栖真馆集?与田叔》中说：“昙阳大师以道家虚静兼释氏圆通，而从精严实相处着力，教本人伦，理兼性命，真吾师也。”［5］这是屠隆从佛学中获得“顿悟”后的述说。但屠隆强调“心”修，而反对弃世。屠隆奉性灵为神明，视修身学道与及时行乐是“皮毛”。只要性灵永葆，“皮毛”损伤是无妨的。所以，屠隆狂放的是外在的形，而其内心之根本则是性灵。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屠隆五十五岁，他游金陵，逛妓院，狎妓寇文华，还吟作淫词《叨叨令》，一时被人目为“狂徒”。屠隆晚年的“纵欲”已“一发而不可收”。这鲜明地表现在他的戏曲活动中。他撰写传奇《彩毫记》、《昙花记》、《修文记》，强烈地发舒自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