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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秭归县精神病患的调查与思考 黄再慈 当前，秭归县精神病患者不断增多，因得不到及时治疗造成的突发肇事肇祸事件，不仅给患者家庭带来更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而且给社会造成了诸多不稳定。尤其是部分俗称“武邪子”的精神病患者，危害性较大，极易导致家庭悲剧、人心恐慌、治安紊乱，严重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精神病患者的救治问题，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救助工作中的一大难题。 一、秭归县精神疾病普查登记情况 2008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县民政局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一次精神疾病普查登记活动，其结果为：全县193个村（居）中，有167个村（居）普查出精神病患者总人数955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6‰，其中梅家河乡共有12个村47户47人患病，仅有水田垭村尚未发现精神病人。其发病症状主要表现为：破坏性发泄、损害他人(家人)身体及财物、小偷小摸、异常游荡等。全县精神病患者中，轻度患病者171人，占总患者数的17.9%，中度患病者480人，占总数的50.3％，重度病患者304人，占总数的31.8%；神志不清、对社会构成严重危害的218人；患病10年以上的达387人，5-10年的达253人，5年以下的99人；五保对象111人，低保对象457人，其他对象387人，因病致贫率达60%以上。曾经送往医院治疗过的215人，治疗率达22.6%。 产生精神疾病的原因主要是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自身因素，后天因素一般包括家庭环境、工作环境及性格影响等，患者发病前多具性格内向、自尊心强、心胸狭窄、神经敏感等特征，由于压力过大、负担过重、承受能力差所致。据调查，全县因遗传患病的106人，因婚姻患病的152人，因子女患病的27人，因就业和经济压力患病的77人，其他原因患病的593人。 二、秭归县精神病患者的现实状况 1、生活贫穷。精神病患者在农村居多，由于条件限制，家庭经济来源缺乏，一般家庭只要出现一个精神病患者，用不了几年就耗穷了。有“武疯子”的家庭更为困难，由于其危害性大，不仅需要专人监护，而且容易伤及家人身体、损毁家庭财产，还有赔偿他人财物的可能，家庭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被打乱，几经折腾，便可能变成特困户。可谓“精神病人十病九穷”，大部分患者家庭一贫如洗。 2、地位卑劣。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对精神病人敬而远之，有的患者被家人锁在房内，暗无天日；有的被家人遗弃，居无定所，衣不蔽体，食不裹腹，过着非人的生活。由于精神病患者的特殊性，其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要求得不到认可，甚至成为社会遗忘的对象。 3、病情反复。一方面，精神病患者受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治疗趋于简单化、节约化，难以得到系统、全面、有效的治疗，导致病情反反复复，甚至加重。得到住院医治的少数患者，往往迫于经济压力提前出院或出院后无法坚持康复性药物治疗，从而前功尽弃，旧病复发。另一方面，患者监护人或家属对患者亲情关爱不够，耐心不够，致使患者心理郁闷、精神压抑而复发，增加了医治的难度。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1、危害社会程度深。精神病人发病症状各不相同，无规律、无时间，打、砸、烧、杀、毁等事件时有发生，社会安全隐患较大。如梅家河乡鲁家湾村精神病患者鲁峰经常闯入机关和单位偷窃东西；谭家岭村谭士琴经常脱光衣服露宿在街头和公路上，并多次毁坏他人庄稼，伤害周边人畜；王家坡村郑学平将自家的财产全部损毁，并经常手持刀具，打骂父母，致使父母不敢在家居住；1998年，鲁家湾村还出现了一起精神病人打死三名小学生的案件。在症状比较严重的精神病人所在地，农户感到既同情又为难，既可恶又可怕，甚至小孩不敢出门，大人不敢离家。少数病人家属和周围农户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找到村干部和乡政府，牵扯了地方领导大量的工作精力。 2、监护工作难度大。以梅家河乡为例，全乡47户精神病患者家庭中有27户属于低保户和五保户，占病患总数的57.4%，因经济极度困难，难以承担监护责任。同时，在47人的监护人中有27.7%是父母监护，这些监护人大多年老体迈，既无体力、也无能力、更无财力对其进行监护和医治。少数精神病人没有父母子女和兄弟姊妹监护，而近亲属没有法定监管义务，大多不愿也无力承担监护责任，对于必须出钱治疗更是无能为力。对于病人有多个亲属的情况，大多相互推诿，精神病患者经常处于无监护的失管状态。对此，有的村做了大量工作，落实了相应监管人员，但由于无资金落实监管工资，加之监护难度本身很大，监护工作难以到位。这些失管的精神病患者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或财产损失，因监护主体不明确和经济困难，无法对受害者予以补偿，又将增添一些不稳定因素。 3、医疗救治保障低。目前我县范围内尚无治疗精神疾病的专门医疗机构，而且对精神疾病的治疗缺乏相关扶持政策及专项经费，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救治工作异常艰难。患者住院医治必须到宜昌市精神病医院，经调查了解，在宜昌精神病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