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椅”轮流坐.docVIP

“交椅”轮流坐 　　至今，我和丁炳昌已经做了35年恩爱夫妻，共同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风雨雨。公平地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夫唱妇随”，也不是“女尊男卑”，我们俩是比翼双飞。用一句世俗的话说，就是“交椅”轮流坐吧。 　　 　　那个沉默寡言、又常常出乎意料的人 　　 　　我读大学时是出了名的“一支笔、一张嘴”，对于一般的男生是绝对看不上的。因此，当穿着一身土布衣衫沉默寡言的丁炳昌出现在我们班上时，丝毫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甚至很久都没有跟他讲过一句话。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对他的态度。 　　1964年盛夏，上海市宝山县杨行公社一个简陋的大礼堂里，密密麻麻坐着200多名“四清工作队员”――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师生员工。先后有5名事先指定的“模范四清队员”上台介绍了心得体会，最后系党总支书记看看手表说：“唔，时间还早嘛，还有哪位想上来说说？” 　　静场。“观众演员”们只求快点落下帷幕好回家。 　　“我来讲几句。”偏偏有一个声音出自后排，很沉静很悠闲的声音，绝无前几位的慷慨激昂。在全场不无惊异的目光中，不慌不忙走上台来的竟是学生丁炳昌。他没有讲稿，娓娓而谈，声音平和，语调流畅，犹如在作内心的独白，讲话中既有生动的事例，又有严肃的思考，还有耐人寻思的提问。与会者的情绪很快被他讲的真话调动起来，一会儿一个个捧腹大笑，一会儿又全场鸦雀无声。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走了近1个小时，等他“谢幕”走下讲台时，热烈的掌声响彻礼堂。 　　从此，丁炳昌便进入我的视线。 　　真正让我们心灵“触电”是在“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岁末，“革命大串联”中，我和丁炳昌不约而同地聚在了充满火药味的武汉。后来我们十几个来自上海高校的同学，一起结伴沿江而上，被困在了两派交战正酣的四川万县，一待就是半个多月，闲得无聊就在住地下象棋。有一天我俩一口气杀了17盘，连耍赖、带悔棋我“赢”了11盘，简直得意忘形，而丁炳昌却始终面带沉静的微笑，每下完一盘就用手轻轻撩拨一下垂下来的头发。他的雍容大度和沉静优雅，都使我着迷。我忍不住伸手抚弄了一下他的头发，一瞬间，我们的视线连接在一起，而一辈子的缘分也就在这一刹那注定。 　　不久，我这个复旦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也难逃厄运，要被发配到雁北接受“再教育”，而按照他当时的条件，有可能留在上海。那天，在校园一个僻静的树林子里，我哭得像个泪人儿。而丁炳昌抚摩着我的头发慢悠悠地说：“我打算跟你一起去雁北，世道险恶，又是那种地方，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 　　我当时怀疑自己听错了，又如何忍心让体弱多病的他跟我去受罪？ 　　然而最终，一列火车把丁炳昌和我从上海拉到了河北省的滹沱河畔。两年后，我们又被送到当初杨家将打仗的古战场――山西雁北。 　　 　　“启蒙老师”变成“贤内助” 　　 　　万没想到的是，就在这块荒漠严寒的土地上，我们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丁炳昌被分配在县委通讯组，我到了县文化馆。 　　丁炳昌第一篇打响的稿件是《河泥是怎样挖出来的》，这篇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充满哲思的稿件很快被《雁北报》采用，而且从大同传来编辑部主任很高的评价：“写得太精彩了，我一个字未改，一个字也没法改。”就这样，一篇篇充满激情的报道从我们这两个“编外记者”的笔下流淌出来，并频频在省、地报刊上亮相。 　　那时报道主要由丁炳昌执笔，草稿出来后再由善于描绘和抒情的我作文字上的润色，也就是说，他是主角，我为配角，他做大师傅，我当小帮手。一些好奇的朋友也曾经想套取“情报”：“快老实交代：究竟是谁的杰作？”每逢此时丁炳昌就两眼朝我一翻，悠闲地调侃：“当然是她罗，人家水平比我高。”而我就哈哈一笑，心安理得地“混水摸鱼”。 　　那真是一段“琴瑟相和”的好日子。除了新闻写作上的“启蒙”，丁炳昌在生活中的“冷面幽默”尤其令我大开眼界。1975年底，我们双双调往大同。丁炳昌成了《山西日报》驻雁北记者，我被“扣留”在雁北地委通讯组。但他终究还是被调到《山西日报》，我们不得不一南（太原）一北（大同）过起了分居生活。 　　从那以后，丁炳昌凭着他的哲学功底，写杂文、写评论，很快成了《山西日报》的业务骨干。而不甘寂寞的我也发挥自己的文字优势，与人合作采写了一本文学色彩很浓的人物传记。我的探索和追求就像攀越华山，上了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 　　1978年9月，我带着自己即将出版的的书稿来到太原，在丁炳昌的悉心支持下叩开了《光明日报》的大门，登上了更大舞台。那一年刚满32岁，精力、激情、勇气和创造欲都处于巅峰时期。 　　那年冬天丁炳昌已严重失眠，可我采写知识分子典型栾弗每天深夜才归，他每晚做好饭菜倚门而望，进而每夜骑自行车来接我，再后来干脆自己也加入了进来。这篇14000多字的长篇通讯《追求》采写时间长达3个多月，四易其稿，稿件于《光明日报》和《山西日报》头版同天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