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床土棉布印花被套.docVIP

一床土棉布印花被套 　　每次打开箱子，双手捧起那条土棉布印花被套，我就会想起父亲和这床印花被套的故事。 　　父亲名叫尹自雄，１９０６年生在永新县埠前镇陂头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贫，读了两年私塾，就随祖父务农兼做肩挑小卖生意。１９２８年毛委员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永新后，父亲就参加了当地的农民暴动，翌年入党，并担任永新县埠前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土地革命时期，永新县是苏区，遭到国民党军队频频“围剿”。父亲一面做群众的生产和参军支前工作，一面要组织赤卫队配合红军部队打击来犯之敌，工作无固定地点。为了生活和工作的需要，他身边带着这床印花被套，白天用作包扎衣物和文件，夜晚盖着取暖。１９３２年的一天，一股敌人突然从安福县方向入侵骚扰，所带的文件等物来不及转移，他当机立断地用印花被套将文件包扎，埋在群众的草木灰中，保护了文件的完整无失。 　　１９３４年湘赣主力红军奉命撤离永新，湖南敌军趁机向我革命根据地步步逼进。父亲根据上级组织干群转移的指示，又用这床印花被套包着几件衣服，率领干部、赤卫队和群众转入井冈山下的黄竹岭，会同红十七师留下为数不多的红军战士，迂回於深山老林间打击敌人。同时还组织党、团员和赤卫队员深入白区侦探敌情，筹运粮物，支援部队。当时母亲带着我跟随父亲行动。黄竹岭座落在群山峻岭之中，随同进山的干群甚多，山间、田野到处是人群。进山的人员大都在树林下、田野里宿营。盛夏天气炎热，每当天黑，蚊子扑面而来，乱叮乱咬，令人彻夜难眠，父亲用印花被套盖住三人的全身，减少了蚊子的叮咬。为筹运粮食，１９３４年秋冬季节，父亲带领赤卫队员，深入白区的石桥、夏阳等村侦探敌情、筹运粮物。在运粮中，没有米袋，就用箩筐挑着，但在夜间的羊肠小道上行走艰难，稍不慎，就会箩翻米倒。因此，父亲机灵地将印花被套缝成临时米袋，装运粮食。有一次父亲背米返回，在山间跌跤，“米袋”被划开儿个口子，回到宿营地，又将被套缝好继续使用。这床印花被套为解决当时红军战士的吃饭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 　　是年秋末冬初的一天，父亲对母亲说：“近来敌人集中兵力天天不断地对我们围攻进剿。为更有力地抗击敌人，经研究决定，我们与部队合并，统一领导，共同战斗。今后我们在一起的机会甚少，你们随时有被包围的可能。我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这床印花被套与我出生入死有段时间，现就将它作为我惟一的一件东西留给你和孩子使用，并作留念。”父亲打开被套，从中取出他自己仅有一套补了又补的毛蓝布衣服，将印花被套交给母亲。母亲含着泪水接过被套说：“你放心去吧！望你保重身体，狠狠打击敌人。孩子我会好好抚养，等着你回来。”想不到这却是我们最后的诀别。 　　１９３４年初冬的一天上午，乌云遮天，雾气沉沉，敌人又向我发起进攻。我们的人员，有的突围出去了，有的战死在阵地上。父亲就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当时母亲用印花被套包着我驮在背上，在和另外２０多人突围时被捕。天上细雨绵绵、风寒刺骨，在敌兵的押解下，天暗到达百岭村（现日光乡）。敌兵将围捕的人关在一幢祠堂内，从群众家里抢来绳子，捆住各人的手。母亲被敌兵用一根绳，一头捆着左手，另一头扎在木柱子上，母子两人用印花被套紧紧裹着，坐在柱子边的地下，度过寒冷的一夜。 　　第二天押到县城，将我们关进牢房，监狱里除地上铺些稻草外，一无所有，母亲照旧用印花被套白天包着我，夜晚将我抱在怀里取暖。 　　不久后的一天，吃过早饭，两个荷枪实弹的敌兵，在看守人员的监视下喊娘出狱，敌兵用绳将娘的双手反绑在背后，走出关押一个多月的牢房。路上暴雨狂下，盖在我头上身上的印花被套湿透了。此时，外婆家里的人看见了我们，急速回去告诉外婆。外婆拿着衣服急急忙忙地赶来，看到我母子全身湿淋淋，边哭边将娘身上的绳子解掉抱我换衣服，可敌兵瞪着眼睛，用手推着外婆，外婆奋力抗争，过路的人围上来对敌兵吼道：“她们犯了什么法？这么大的雨抱孩子换件衣服，你们还想打人，你们是不是人？”敌兵看到围上前来的人越来越多，只好让外婆解掉绳子，将我从娘背上抱下来，拿掉那水淋淋的印花被套，母亲拿起被套一拧，水哗哗地流了出来。外婆对娘说：“不要，丢掉算了。”娘道：“我与孩子爸爸分手时，惟一留作纪念的东西不能丢。”说完，她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以后，我们流落在塘头村母亲还经常洗晒印花被套，小心翼翼地收藏着。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在抚州专署工作时，母亲将印花被套带到抚州亲手交给我。捧着这条已经褪色的印花被套，父亲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我要用它来鞭策自己，教育儿女，一代一代地保存下去。永远跟党走，忠诚为人民、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奉献。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