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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视野中的日本民族性描述 　　摘要：作为东方文化和欧风美雨共同化育的文明，日本文化以其特殊性成为世界文明融汇的一个特殊样本。而日本民族的民族性对其文化的影响，更是成为世界学人的兴趣点，关于日本文化的研究论著中，最著名的有四本：《菊与刀》，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1944年为战时政府决策撰写的内参，颇具政治与学术张力；《武士道》，日本第一代留学生新渡户稻造1899年为日本民族之魂――武士道所作的辩护；《日本论》，民国元老戴季陶1928年纵论近代中日恩怨时对日本的洞察，是政治家的手笔；《日本人》，著名军事家蒋百里的日本观照；这四本书合称日本四论。本文拟从《菊与刀》和《日本论》两篇论著出发，探讨东西方视野中对于日本民族性的描述。 　　关键词：日本；民族性；戴季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3-0083-02 　　 　　 二战期间，不断强大的日本人成为世界的焦点。作为战胜国美国而言，战败后的日本对他们仍然是一个谜团。研究日本人的使命就交给了从未踏入日本领土半步的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手中。本尼迪克特是美国学者，《菊花与刀》是一部受命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时，美国对日政策有两大问题急需解决，一是日本会不会投降，二是日本如果投降是不是还要保留其天皇制的问题。美国政府将这两大问题交给了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研究。这项研究于1944年完成，经过一定的修改补充完善后，在1946年以《菊与刀》为名发表。 　　就更早研究日本的西方人而言，要数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1850-1904）。虽然小泉被许多的西方人和不少的日本人认为是最了解日本人的西方人之一，但客观地说其在文学上的成就远超在日本论、日本民族性的研究上，其代表作《日本与日本人》相对于《菊花与刀》的成就而言，研究成果基本可以忽略。 　　本尼迪克特之后比较著名的日本研究学者要数赖肖尔以及近几年来的大卫?松本，虽然两者的研究分别结合了日本1970、1980年代和1990、2000年以来的一些新现状，但其编辑综合的程度多于独创的观点，思想观点很大程度上还是没有跳出本尼?迪克特的框架。 　　不过，有的日本学者指出，“外人”的此类著作中，还有一部堪称珠玉，甚至超出《菊与刀》之上，这本书的作者是国民党元老、理论家戴季陶，书名为《日本论》。 　　戴季陶对于日本民族文化和精神内涵的分析，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戴季陶不是专职学者，是政治家，这就决定了他的著作不象《菊与刀》那么讲求学理，体系严密，但是戴季陶作为一个东方人，又堪称“知日派”，他对日本文化的一些理解更加深刻切实，而本尼迪克特有时难免略“隔””。 戴季陶的日本观还有另一个特色，那就是他不断地以日本比中国，在阐述日本文化的同时，也相应地指出了对中国文化的借鉴和教训。这也是《日本论》在当下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的所在。 　　一、迪克特的远观：西方中心主义的日本叙述 　　本尼迪克特用“菊花”和刀作为象征，并找出了隐藏在这些矛盾行为背后的原则，得出了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使西方人感到诧异的日本男子行为的矛盾性，是由日本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造成的。他们深深地记得有这样一个时期，那时他们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就是神，可以纵情放肆，甚至可以姿意攻击别人，似乎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这种记忆虽然几经涂饰，仍然留存在意识深处。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性，使他们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可以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迷于享乐和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承受极端的义务；谨慎的教育使他们往往举动怯懦，但他们又可以勇敢得近于鲁莽；在等级制下他们可以极为驯服，但也不会轻易接受上级的驾驭；他们非常殷勤有礼，却又傲慢不逊；他们可以接受军队盲从的训练，却又顽固不易驯服；他们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却又很容易被新的方式所吸引。他们曾经学习中国习俗，继而又吸取西方的学说，这就是他们矛盾性的明证。” 　　《菊与刀》成功雕塑出的日本民族和文化的性格（国民性），它向日本人揭示了两个被长期议论的问题，即作为日本人组织原理的“集团主义”和作为日本人精神状态的“耻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后的日本文化研究基本都是在本尼迪克特所提示的方向上展开的。不过从实际功用来说，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民族性的归纳和认知，是出自于当时美国政府对日占领的需要，因而作者在讲日本的同时，随时考虑美国读者的角度，比较美日两国人对不同观念，处境的想法，从而让读者能更深的理解文化上民众心理上的差异。鉴于此，《菊与刀》不可避免的带有西方中心论的烙印。 　　二、戴季陶的近看：实用的假想敌手册 　　和本尼迪克特的“远观”不同，戴季陶采取的是“近看”方式，深入日本社会，并最终以“武士”和“町人（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