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塘史上的奇葩.docVIP

中国海塘史上的奇葩 　　位于钱塘江南岸的滨海处，有一处历史悠远的古代防浪工程，它就是绍兴山阴后海塘。千百年来，面对夜以继日汹涌海潮的袭击，与台风无情的肆虐摧残，它被筑而溃，溃而又筑，始终捍卫着塘后端的上百万生灵，福佑着人间，从而谱写了历代官民与自然灾害做斗争的伟大诗篇。 　　绍兴山阴后海塘，就是古代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辖内的防海塘。历史上，它是北海塘（即今萧绍海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地处山阴县后面最北部的后海处，因此，方志上亦称之为北海塘与后海塘。又由于这段海塘地处钱塘江南岸，故它又是南塘的一部分。此外，在古代方志上，还有界塘、山阴海塘等称谓。 　　山阴后海塘的长度，自当年萧山、山阴两县交界的三祗庵东，“天”字号塘起，至宋家?尽捌?”字号塘上（今绍兴市柯桥区安昌镇至越城区马山镇地段），计375字号。依照每字号20丈计算，后海塘全长约为25公里。 　　虽然山阴后海塘里程并不算很长，但这段海塘上曾先后筑有两大水利枢纽，分别为山阴、会稽、萧山三邑防潮泄洪的玉山斗门与明代中国第一河口大闸――三江应宿闸。历史上，山阴县治所在的大越城，曾是“春秋五霸”之一古越国的首都；宋代的越州（后升为绍兴府），一度作为南宋高宗赵构临时首都；不远处的会稽山麓又有宋代皇陵（即北宋徽宗与南宋高宗等6位皇帝陵）；明代初年，这里又设有绍兴卫三江所城等海防要塞，故其地位甚为险要。 　　说起山阴后海塘的往昔，它在中国海塘史上可值得为之一书。 　　春秋的海塘雏形 　　早在越王勾践七年（公元前490年），在后世的山阴县境内就筑有海塘。据我国存世最早的地方志――东汉《越绝书》载：“石塘者，越所害军船也。塘广六十五步，长三百五十三步。去县四十里。”方志里的“害”字，可解释为险要的处所，即是地处险要、停泊越国水军战船的海港与堤塘。“步”作为古代的计算单位，其长度在历朝都有所不同。如果按古越时期所处周代的计算方法，“一步”相当于6尺，“塘广六十五步，长三百五十三步”即石塘的广度约为39丈，长度约为220丈；“去县四十里”这个距离，当然是指越都城与石塘间的距离。石塘与相毗邻（后世属萧山县）的航坞、防坞一样，当年塘边，曾停满着旌旗猎猎、虎视眈眈的越军艨艟战船。它除了军用性质，同样具有保护堤岸，防止海潮侵袭的功能。这段海塘虽然不长，而且是在土塘外抛石所垒成，并非后世意义上的重力型海塘，但却是国内最早载入地方志的海塘之一。 　　提到古越时期的海塘雏形，自然要提到看起来似乎与此无关，却与海塘关联的另一个“越人煮海为盐”的地名典故――朱馀。《越绝书》载：“朱馀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馀。去县三十五里。”朱馀，即后世山阴县玉山斗门（今绍兴市越城区斗门镇）所处地段。所谓“越盐官”，就是越国在制作海盐的地方设立征课盐税的管理机构。早在春秋时期，朱馀便是海盐产地。古越的先民在茫茫濒海滩涂中，利用玉山、金鸡山及附近的虾蟆山等地理屏障，就地筑起简易海塘堤坝、构建草舍，常住此地，并以制盐捕鱼为生，靠海吃海，世代不辍。而在古代，盐铁制作历来属于官营的产业。古越在此设立专管制盐产业的机构，一方面是为了保障越国这一重要的生活生产资料的供需，另一方面，也是运用国家强制力征课盐业税赋，保障财政来源的必然要求。 　　《越绝书》对朱馀越盐官的记载，说明在同大自然抗争中，古越时期海边的盐民早就掌握了利用海水，借助炉灶煎熬、日光暴晒等制作海盐的技术，同时也间接证明在山阴后海塘一带，古越盐民为了生存与发展，筑成了一部分为制盐所需、粗放型、标准极低的土筑防海堤塘。 　　汉唐已开始成形 　　汉代，山阴沿海的土筑海塘，开始逐步成形。这与东汉永和年间，会稽太守马臻所开筑的鉴湖直接相关。 　　山阴北临沧海，南傍群山，平原多沼泽。每当山洪暴发或海潮上溯，平原即成茫茫泽国，而干旱之时却无水溉田。在这样的水环境下，百姓贫困，生计维艰。为救民于水火，东汉永和五年（140年），会稽太守马臻上任伊始，便发动当地民众筑堤挖湖。马臻栉风沐雨，历尽了千难万险，解决了筑湖时人力、财力匮乏的难题。在山会平原南部原有堤防、湖泊的基础上，筑堤蓄水，总纳山阴县三十六源之水，形成我国东汉时期最大的人工蓄水工程，周广350里、“溉田九千余顷”的鉴湖。从此，山会平原一带再无荒废之田，无水旱之患，贫薄的荒芜之地一跃为鱼米之乡。但由于侵犯了豪强利益，湖刚筑成，马臻便被诬告致死。直到北宋时，朝廷才正式为他正名。他修筑鉴湖的丰功伟业，千余年来，至今仍遗泽后人。 　　马臻在筑鉴湖时，湖区最北的堤塘，就是在“去湖最远，去海最近，地势斗下，泄水最速”的地段上，钉桩垒石，在垒高加固土塘的基础上建起玉山斗门。它不仅承担起了外防海浪、咸潮浸袭的重任，当若耶溪等溪流山洪暴发、湖区面临水患时，还有内履开闸泄洪的职能。宋代的绍兴府志《嘉泰会稽志》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