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产业化的几点反思.docVIP

中国电视产业化的几点反思 　　中国电视产业化是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联系在一起的。1979年国家重新允许媒体经营广告;1983年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确立“四级办台”方针的同时,提出“多种经营,广开财源”;1985年广电部任命首批电视剧制片人;进入90年代后,全国电视台开始推行制片人制度;2004年广电总局提出《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明确要求三网融合……中国电视产业化的演进轨迹暗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的轨迹,也为电视从单纯的宣教机构拓展到如今的多种功能的文化传播机构奠定了物质基础。有线电视、数字电视、付费频道、网台分离、制播分离等几乎所有的电视改革举措,也在产业化的脉络之中铺开,这些都给中国的电视带来了巨大的活力――频道多了,节目数量多了,形式多了,内容也从政治化走向生活化。然而,在中国电视产业化走到今天,我们也需要重新审视产业化给电视带来的一些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的传媒行业以商业化经营为主,他们秉持的是主流经济学理论,即传媒提供的也是一种商品,它们完全通过市场来实现生产、流通和消费。值得玩味的是,正是在这些发达国家,很多学者基于传媒商业化现实的反思,产生了另一种批判性的理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其与主流经济学相左的观点是,传媒提供的是公共文化产品,这种文化产品与普通商品不同。从理论渊源上看,传播政治经济学直接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着力探讨“传播是如何在社会中建构的,形成传播渠道形态的社会因素,以及通过这些渠道传播信息的范围。这种讨论有助于建立一个有关商业、国家以及其他结构势力如何影响传播实践的研究实体”,①“审视所有权、支持机制(如广告)和政府政策对媒体行为与内容的影响,强调结构性因素与劳动过程对传播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影响”。② 　　如果说我国的电视产业化多多少少借鉴了西方国家电视商业化的路径的话,这些国家所遇到的问题是我们在前进的路上需要注意的。在这个意义上,区别电视产业化和电视商业化两个概念有着格外重要的价值,两者对电视的推动都借助了市场的力量,但是产业化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商业化而不完全屈从于商业的逻辑。如果说我们的电视产业化遵循的是经济学的效率原则的话,那么我们更应该通过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提出公平原则。事实上,三十多年来尤其是近十多年来的电视产业化,已经发出了一些信号。 　　 　　一、电视节目内容的质量问题。电视节目的质量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模式化”和“跟风化”,另一个是“低俗化”和“边缘化”的取向。 　　 　　从总量上看,我国两千多个电视台,每天播出的节目不可谓不多,但是晚上黄金时段打开电视机,看到的节目却总是那么几个,大量的电视剧和其他节目存在“模式化”和“跟风化”的倾向。一个有意思现象是,《超级女声》火了,全国立即会有若干电视台竞相仿效,谈话类节目红了,全国也会出现若干个类似的节目。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有时几乎全国的电视台都在播出同一部电视剧,从《亮剑》《我的兄弟叫顺溜》到《潜伏》,比比皆是。一种节目类型或一部电视剧在全国广受欢迎,反映了市场的需要,但是反过来看,却又折射出了电视行业对市场的某种畸形的崇拜,即别人确认了某个节目的市场价值后,我再去跟进,这样往往没有风险,又能获得足够的回报。 　　一味地追求收视率和市场利润还可能剑走偏锋,那就是“低俗化”和“边缘化”,这突出地体现在一些娱乐类和资讯类节目上。以前几年红极一时的真人秀节目为例。我们从国外引进了大量的真人秀节目,自己也创设了不少,很多场合下节目中选手之间的尔虞我诈、挑拨离间经常被暴露无遗。节目中自私、贪欲、狡诈、残酷这些人性的阴暗面往往被放大。有些室外比赛节目的竞赛规则鼓励人们为求胜利不择手段,完全建立在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之上,而另外一些室内生活类真人秀节目的最大卖点是隐私的展示。所有这些把庸俗当有趣的做法,已经超越了人们的伦理道德准则。再如,近年来出现的民生新闻也出现了“边缘化”的问题。民生新闻作为电视新闻的一种新形态,在推动电视新闻改革,为地方新闻媒介寻求突破提供了重要的出路。但是在全国各地都大办民生新闻的情况下,民生新闻的内容却在总体上出现了肤浅、低俗、边缘的特点。民生新闻本应该降低的是新闻的视角,而现在降低的却是新闻的品位。 　　 　　二、频道化、栏目化的反思。频道化和栏目化已经提出了十多年,这是市场细分理论指导下的一种产业化思路。以央视为例,从原来的一个频道发展到两个频道再到今天的几十个频道,频道化运作确实拓展了盈利的渠道。栏目化是和频道化紧密相连的概念,把播出的节目固定在栏目中,这样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受众群体,实现相对稳定的收视率,从而可以为他们“度身定做”相关的广告。然而在频道化和栏目化的过程中,也有值得我们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