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节目低俗化现象成因的社会学再审视.docVIP

中国电视节目低俗化现象成因的社会学再审视 　　自国家广电总局在2005年首次公开指出电视节目存在低俗化倾向之后，电视节目低俗化从2007年至今，再次成为政府主管部门和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随着国家广电总局对《快乐男声》《第一次心动》《超级情感对对碰》等电视栏目和整容、丰胸类涉性电视广告一系列规范、整改或禁播通知的下达，在全国范围内再次掀起抵制广电节目低俗化的浪潮。《声屏世界》杂志2008年第9期上，针对中国当代电视节目所呈现出的低俗化现象，在“实践与创新”栏目中连续刊发了4篇文章，对这一问题及中国电视文化的品格失落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对这四篇文章的观点和分析思路，笔者不尽赞同，也不同意把所有责任都归因于电视媒体本身的做法。笔者努力尝试摆脱这一局限于内部思维的批评思路，力求在更为宏大的历史语境中从社会发展、文化调节、产业链打造的多重维度入手，对电视节目低俗化现象的复杂成因进行理论再审视，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策略和思考建议。 　　作为现代社会最具影响力的媒介传播形态和大众艺术形式，电视节目低俗化的成因并不能完全归因于电视媒体自律意识的匮乏与缺失。 　　首先，从社会发展系统运行的角度上来讲，社会发展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失衡才是造成电视节目低俗化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动力机制作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以效率和活力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目标，速度、力量、革新和发展构成了它最主要的内容。与之相对，平衡机制是作为社会发展中的调节力量而存在的，它以有序和公平作为自己的理想向度和追求目标，质量、均衡、稳定和有序是它最主要的内容。评价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和文明程度，既离不开对动力机制是否强劲的考察，也离不开对平衡机制是否健全的测定，两者作为互补，彼此之间都是不可或缺的参照体系。 　　中国社会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社会发展的重心始终聚集在对动力机制的锐意革新和鼎力开创上，而对保持社会运转均衡有序进行的平衡机制建设却相应地重视不够，导致其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被忽视与被搁置的状态。由动力机制偏锋发展所衍生出的对物质利益和感官刺激的过度欲求，在缺乏平衡机制规约的情况下，渐渐超越其在同一时期对文化价值观整合力的打造，“特别是1992年以后，在对计划经济批判性的反思中，‘市场经济’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人们不知不觉地用‘市场’置换了‘理性’，使其成了又一个新的神话。”① 　　在这样的社会空间里，如果说中国电视媒体的建设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还处于对过激政治话语霸权和贵族传播姿态的纠偏状态的话，那么，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巩固和提速，这种纠偏状态很快就越过了临界点，向另一个极端滑行。反映在影视艺术和新闻传媒领域，则是对现实与理想的深度阐释和坚守被对身体与欲望的快乐追逐和索求所取代，精神的沦为物质的、深度的沦为浅表的、集体的沦为个人的、精英的沦为世俗的，传统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和精英立场越来越多地让位给各种各样的大众理论和娱乐实践。在远离了政治传播一元化的时代之后，收视率和眼球注意力经济结合，电视节目低俗化现象的发生成为了一股自然衍生的潮流。 　　其次，社会文化内部调节机制的转型重构与运作失衡也是导致电视节目低俗化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现代社会文化中新兴权力的缔造者之一，电视媒体对人们生活的最大影响就是直接将广阔的现实世界改造成了荧屏上的方寸天地。如果说人类在文字时代和印刷时代建构出了面对社会时的深度思考习惯和抽象概括能力的话，那么，视像时代的电视媒体则倾向于将这些能力一一消解。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电视媒体所呈现出的政治化烙印和精英化特征，事实上并不是电视媒体自身的文化特性，而是作为传统精英文化权力代表的印刷文明的面貌和特征。 　　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时，电视传媒的视像文化特性持续不断地将自己的观念和内容输入到印刷文明的肌体内，注释、篡改着印刷文明原有的文化品质和传播特性。印刷文明累积形成的“高雅”和“精深”在荧屏世界虚拟的生活状态下，不断被浅表、平面的通俗性和娱乐性所取代。如果说以前的电视媒体还能借助文化领域内部消解和反消解、注释和反注释的调节机制保持自我纠偏能力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电视媒体已经无法再在文化机制内部寻求到自我调适的办法，除了来自政治权力层面上的约束以外。在这样的情况下，以窥视欲望、快感享受和表现心理为中心的庸俗眼球注意力经济，迅速走向屏幕前台和文化传播中心地带。 　　第三个原因是电视产业链条建构意识的匮乏与缺失。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电视媒体来说，有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迄今为止电视产业还没有形成自己相对完善的产业链条。这一事实的存在，造成了中国现在的电视媒体不得不拼命向广告收入倾斜。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电视媒体来说，广告收入要占到其总收入额的90%以上，而其他各项经营收入之总和尚不到10%。 　　在这样的情况下，收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