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一片方言的“自留地”.docVIP

划一片方言的“自留地” 　　对于方言节目的大量出现，目前学术界有很多争论。有的对方言节目的出现进行激烈抨击，有的大加褒奖，也有的持保留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对广播电视媒体当中的新闻和谈话节目等所谓主流节目，业界几乎一边倒地喊出“要捍卫标准普通话的绝对地位”的声音。在2004年全国播音学年会上，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专门谈到了方言的问题，再次强调总局坚决禁止用方言配音，不允许在不必要的时候使用方言，要建立严格的制度来保证普通话的使用。究竟应当如何来看待方言现象，又该持什么样的态度，确实值得探讨。 　　 　　方言节目方兴未艾 　　 　　方言节目层出不穷有其必然原因。显而易见的是，如今广播电视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广播电视媒体日益窄播化。专业化频道的细分客观上要求媒体对受众的各种需求尽可能地进行全方位的满足，这是一个客观条件。越是细分化的频道，方言节目的效果越好，这和频道对受众的强烈指向性密不可分。受众人群越集中，越有利于媒体选择迎合这部分受众的手段。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上马方言节目，可以极大地满足受众的“语言亲近感”。这应该说和新闻宣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要求一脉相承，是从语言上对受众的贴近，“一开口就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 　　除此之外，我们不妨尝试从其他角度来解读方言节目为何大行其道。 　　首先，方言节目张扬了城市的个性。改革开放以来，各地都在强调与国际接轨，城市建设、衣食住行等诸方面趋同的现象十分严重。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一些地方有个性的东西被忽视了，如何张扬城市的个性成为发展中的一个难题。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方言是一座城市的根，它最能张扬一座城市的个性。应该说，如今方言节目的异军突起，一定程度上昭示出本土文化的自觉与自醒，昭示出城市个性的张扬与释放。方言，这时候俨然就成为一张有声的城市名片。 　　其次，方言节目体现出一种人文的关怀。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就提出，要“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要“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影视制作部门也常说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现作品。当然毫无疑问方言就是人民群众的语言，并且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之一。这种人文关怀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广播电视媒体是大众传播工具，每一个人都有享受这种公共资源的权利。在我们国家，有相当一部分人群能够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只有方言。广播电视媒体播出方言节目，不仅可以满足对方言有特殊需求的人群，并且能够最大限度地照顾到受教育程度低的弱势人群。另一方面，不可否认，推广普通话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广播电视作为影响力大的媒体，应承担这方面的责任。我国南方一些地区，比如像广东，由于邻近港澳，历史的原因使方言在当地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人们已经形成了普遍运用方言的习惯，在日常生活和经济交往当中如果不使用当地方言还会有诸多的不便。广播电视媒体从满足受众需求的角度出发，播出方言节目是可以理解的。这不仅是人文关怀的体现，而且也证明方言本身的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 　　第三，从文化层面来考量，方言节目不失为保护地方文化的一种有效形式。联合国将每年的2月21日定为国际母语日，旨在促进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多语种化。方言是中国特有文化的一部分，如果一定要用普通话去占有它，替代它，消灭它，对保持文化多元性是不利的。近年来兴起的“巴蜀文化”，其中许多方言像“下课”“雄起”，现在都已经是体育界的口头禅了；广东方言里的“打车”“炒鱿鱼”也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包括其他地区的方言，现在也被广泛承认。事实证明：方言绝不会削弱普通话的影响力和普及，相反，对普通话会是一种丰富，它让普通话更加活泼和生动。我们没有必要过分担心它会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青少年应该有自己更宽广的选择范围，千方百计地让他们生活在没有细菌的温室里，以后只会更不适应。方言也是一种语言能力，它承载了很多地方文化。因此说，方言节目不失为保护地方文化的一种载体。在一定人群一定场合，通过一些适当的、适度的、富有特色的方言节目，保留方言的特色，和国家整体上推广普通话的大趋势并不矛盾。 　　 　　方言节目前景有限 　　 　　尽管各地争相上马方言节目，但是从整体上看，方言节目不可能无限制地膨胀。 　　第一，在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社会的开放度越来越高，文化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与国际接轨，语言方面也是如此。这种要求会天然地限制方言节目的进一步扩张，使方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普通受众，想要提升自己，发展壮大自己，可能还得在语言的选择运用上做一番权衡。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方言恐怕难以摆脱它的从属地位，只能在小范围交流。因此，方言节目要想“做大做强”会有不小的困难，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