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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的史传写作论 　　摘要：学界对《文心雕龙》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或指斥其不足，或赞扬其优点。本文单纯从“史传”这一文体入手，来探讨刘勰关于史传这一文体的写作方法的阐释。从题材选取，结构安排到语言运用等方面，刘勰都进行了详细地阐释，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对史书的编写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 　　关键词：史传；文体；内容；体制；语言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7-0149-01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著作。刘勰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前出现的各种文体的研究，总结了诗歌、论说文、公文等多种文体的写作方法和技巧，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刘勰对文学的定义是广泛的，所以，在刘勰的观念中，“史传”也是中国古代文体的一个方面。在《史传》篇中，刘勰对史书的来源及其写作方法做了一次全面的阐释，其间虽不乏有偏颇之处，但从总体上来说，刘勰的《史传》篇对后代史书的编写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他通过对历史史书的研究，提出了自己关于编写史书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史书的写法。 　　一、内容题材的可信性 　　史书写作不同于一般的文体写作。它的作用在于通过记述前人的事迹来警示后人，所以编写史书“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长而久大。”这就要求它注重的是材料的真实性，要遵循“实录性”原则，而反对那些粗编乱造的做法，排除那些道听途说的野文逸事。所以在编写史书的过程中，史官要做大量繁琐的工作，去调查、引证、研究，以保证材料的真实性、可信性。 　　刘勰在《史传》篇中，对史书选材作了详细的阐释。他以汉朝为例，介绍了史书编写应如何取材。篇中写到“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之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体国也，必阅石室，启金匮，细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史官在收集历史材料的时候，不仅要详细了解全国的重大规划，同时还必须阅读国家珍藏的文件资料，广泛而熟练地熟悉古代的事迹。但是，即便是如此细密谨慎的收集也仍会遇到取材方面的一些困难，造成史书所记载的东西不符合真实的历史。例如，薛莹的《后汉纪》和谢承的《后汉书》写得粗疏谬误，很不可信。 　　那么应该如何避免谬误的出现呢？刘勰认为史书错乱不实的根源在于“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书所无，我书则传。”正是这种追奇探异的心理使得著书者丢弃了实录性原则，而使史书变得不可信。年代越是久远的历史，不可靠是信息也就越多，所以刘勰建议史书编写者对历史材料中有疑问的地方，宁可不写，从而保证史书的真实可靠性。 　　 刘勰在《史传》篇中对史书材料的选取，可以说是介绍的十分详细，为史书的选材确定了一定的规则。刘勰认为历史不仅仅是对当朝当代事件的简单记录，更重要的是让后代人了解这段历史，所以史书材料一定要保证真实可信，容不得半点马虎，稍有谬误，便会误导后人的理解。在史书编写中，那些追奇探异、夸大传闻、牵强附会的做法也是万万不可取的，所以从内容方面来说，史书的编写的确是需要严格要求的。 　　二、结构体制的严格性 　　中国古代史书，大致以纪传体和编年体两种为主。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刘勰更加强调的是纪传体的写作体例。编年体史书的结构无非是按照年代的先后顺序进行叙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就不会出现较大的问题，而纪传体史书则不同。作者在编写史书时，会遇到历史人物的入传问题，将其归入本纪、世家还是列传，有着严格的要求。 　　《史传》篇中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例，刘勰对书中人物归类，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司马迁独特的写作手法，一向为后人所称道，尤其是其独特的人物归类方法，更是突出了司马迁的独具慧眼，然而这点却正是刘勰所不赞同的。刘勰认为史书体制的编排应有严格的要求。《史记》中司马迁将吕后归为本纪，刘勰认为这种做法是违反常理、有违忠义的。他提出“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认为自古就没有女皇帝，对于这些女子的名号也是需要慎重对待的。同时他又以张衡为例，指出其“惑同迁、固，元平王后，欲为立纪，谬其甚矣。寻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余二后哉？”从这一段，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刘勰是极其反对将帝后归入本纪中的做法的。他认为史书编写应该有严格的体制规范，人物归类也应严格遵循三纲五常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而不能根据作者的个人意愿而随意归类。 　　刘勰对史书体制的严格要求显然体现了他的宗经思想。对儒家伦理思想的推崇不免使其观念显得有些呆板，然而对于史书的编写也并非全无益处。史书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它注重尊重史实，给后人呈现的应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而那些反映个人观点的记叙自然成为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