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刑与富贵：中国古代刑罚的政治观论文.docVIP

　　礼刑与富贵：中国古代刑罚的政治观论文 ..毕业 【内容提要】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富是财富，贵是权力地位。礼与刑是社会的规范，也就是道德自律与法律强制，是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重要工具。人的行为除了受到道德、法律、财富、权力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政治结构的影响，彼此相互影响而规范着人的行为。当道德的规范作用降低，法律的制裁力量也会随之减弱..毕业，财富的作用就会明显，权力的地位则凸现；当法律的制裁作用降低，道德规范也就失去作用，财富的作用就变得突出，权力的地位就成为决定的因素。当财富升到首要地位，道德的规范作用就显得无力，法律的制裁作用也会受到影响，权力的作用则更显至关重要。当权力成为决定因素，道德的规范难以奏效，法律制裁也难以公正，财富则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就需要发挥政治的调节作用。 【摘 要 题】史海求索 【关 键 词】道德/刑罚/财富/权贵 【 正 文】 中华文化孕育中华法系，演化出礼刑共用的伦理化法律制度。这种由道德自律和法律强制所构成的伦理化法律制度，讲究道德，崇尚礼仪，推广政教，明正刑罚。道德自律与法律强制相比较，道德自律要求人们积极向善，法律强制要求人们畏法向善，这是历代统治者所标榜垂范于后世的永远不变的原则。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富是财富，贵是权力地位。富在古代被看做“五福”之一，“听聪而致富”，“听聪则谋当所求而会，故致富”(注：见《尚书 洪范》孔颖达疏。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说明富可以靠经营和智慧得到。贵在古代被看做“王命之官”。按照古代刑法中的议贵的范围，在汉代是县令以上的官，以后则规范到三品以上职事官。富与贵相比较，富者未必贵，致富有多种途径；贵者一定富，致贵则只有为官一途。 研究道德自律、法律强制、致富之道、为贵之途之间的整合或冲突，就必须了解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倡行道德，严明法律，鼓励致富，多途选官，当然是顺应社会的发展。然而，在中国古代相对匮乏的经济条件和官僚政治体制下，很难看到具体效果。有人说是靠命运，也有人说靠人为；有人说靠机缘，也有人说靠努力，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会有不同样的结果?如果纳入政治范围来解释，或许会可以解明其中一些疑惑。 一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 为政》)。也就是说，政府用行政力量来开导，民众不服从时，就用刑罚来制裁，民众为了避免刑罚而服从，但无廉耻之心而规避；政府用道德力量来开导，民众不服从时，用礼来督促，民众就会有廉耻之心而遵从。根据这个道理，自汉代制定礼刑相辅与以礼入刑的原则以来，就成为古代立法的中心思想。在法制上，虽然代有因革损益，但这种中心思想未变。可以说《唐律疏义 名例》中提出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与孔子所讲的意旨同归。 道德的存在范围原本极为广泛，并没有什么界限，但在古代政治的作用下，政治规范着道德；把它局限在“五伦”之中。 儒家伦理的“五伦”结构，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是逐渐演变而成的。在《论语》中记载孔子与其弟子的问答，弟子凡37问，孔子给予不同的回答，但总的可以归结为“仁”，所以有人称孔学为仁学。“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 学而》)。孔子在《论语》中仅提到亲子关系的孝与兄弟关系的悌。在《礼记 内则》中提到男主外、女主内。在《礼记 中庸》有“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等记载，疏引郑玄：“中庸者，以其记载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ｊí①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依郑玄见解，五伦关系是孔子之孙孔ｊí①概括出来的，递衍至孟子，才完全建立起五伦的理论，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 滕文公》)。 梁启超认为：“君如何始得为君，以履行对臣的道德责任，故谓之君，反是则君不君。臣如何始得为臣，以履行对君的道德责任，故谓之臣，反是则臣不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莫不皆然。若是者，谓之五伦。五伦完全成立于相互对等关系之上，实则相人偶的五种方式。”(注：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1924年版。)梁启超强调对等关系，却忽略了制约着“五伦”的上下有别的政治不平等关系，而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不仅在伦理道德中反映明显，而且是用法律加以规范。 众所周知，五伦是在古代社会和君主政治体系中导引出来的，内涵着严格的尊卑意识。尊卑上下的等级分明，表现为明显的阶级差异，而这种阶级差异建立在社会政治的基础上，就会出现明显的不平等。以《唐律》而言，虽然朋友一伦中关于借贷、交易的信，可以属于相互平等，但在违约负债上还是偏颇于债权人；至于父子、君臣、夫妇、兄弟，都是依照尊卑上下而分出等级差别。这样，在法律上，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