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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次公学术思想探析论文 .. 摘要: 以《章次公医术经验集》为依据,认为章次公纠“有是症用是药”之非有三,其一是如仅重视“症状”而忽视“病期”就会把辨证论治简化为“对症疗法”;其二是片面强调症状,有可能忽视“识病”;其三是有是症用是药失之于狭隘刻板,不利于用发展眼光看待方药的现代应用。认为舌苔、舌质、舌形望而得之,比较客观;辨脉则应注意以保护心力为着眼点,随证变法。对湿温汗、润、下三禁不可拘泥,湿温解表,当注重解肌;若素体阴虚,津液亏乏,养阴之法即不可废;湿热宜清宜化,不轻用下法,然邪入阳明,..自有可下之时,用之得当,能缩短疗程。 近代名医章次公先生(1903～1959)治学不拘门户,不落俗套,独立思考,开创风气。本文拟从这一角度,试析章先生的学术思想如次。 1 纠“有是症用是药”之失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之精髓,其基本精神体现在张仲景《伤寒论》中,古往今来的著名医家,无不对《伤寒论》的研究痛下功夫。有清一代,“以方类证”研究《伤寒论》之风崛起,柯韵伯著《伤寒来苏集》肇端,徐大椿继之于后,所著《伤寒论类方》更着重从方证入手,阐明《伤寒论》辨证论治的方法,颇便临床应用。不善学者,乐其简易,认为只要因证求方,对证发药,即可应病。风气所及,因有“有是症用是药”之说。假使仅仅从字面上分析,“有是症用是药”并无不妥,但衡之于仲景的心法以及错综复杂的临床实际,就失之偏颇了。辨证论治具有丰富的内涵,除了要详审症状、去伪存真外,还要注意“病期”、“辨病”等问题。故其失大致有三。 其一,如果仅重视“症状”而忽视“病期”,就会把辨证论治简化为“对症疗法”,这是因为得病的“时间”和病程的“经过”是辨证不可或缺的环节。章先生指出：在《伤寒论》中“无不重视症状出现的时日,因为临床上症状虽或相同,而因出现的时间不同,其用药施治也不能同一处理。”［1］症状出现的“时机”,反映了正邪消长的内在变化,审时方能度势,“时间”是辨证之要素。此外,“时间”还可用来识别不同的病证。章先生指出：“尤其急性传染病的发病和痊愈转归都有一定的时间,就时间来认识病证异同,更有必要。”［1］这就是说“时间”还具有诊断与鉴别诊断的意义。这里试举章先生的一则湿温病案,以说明“时间”在辨证论治中的重要性。“孔男,病湿温匝月,苔灰腻,脉濡数,扪其肌肤,不甚润泽而热。与人问答,有意识者半,不知所云者半,合目则谵语频作,不更衣十日许。邪气尚未肃清,而正气虚已是吃紧之极。软柴胡4.5g,制川朴4.5g,生苍术4.5g,黄芩9g,全瓜蒌12g,杭白芍9g,生枳实9g,连皮槟榔9g,山楂肉12g,莱菔英9g,六神丸30粒(分3次吞)。另：参须15g,浓煎代茶。原注：此人午后服药,至翌晨3时许,得垢腻之大便甚畅,热减神清。从此方加减,凡十日许而病瘥。”［1］此为湿温重症,辨证之眼目,在于病已“匝月”,正气大伤,“神衰”与“神糊”兼见,虽“不更衣十日许”,热结阳明,仍当通腑泄浊与扶正强心兼进,药后果收佳效。设病发仅一二候,即谵语神糊,当祛邪为急,或清阳明,或开痰蒙,因证而施,焉得有取乎参须?可见临证之际,“症状”与“病期”均不可忽视。 其二,片面强调症状,有可能忽视“识病”。章先生指出：“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从历史唯物论来观察,特别对多数以发热而起的传染病,在古人的知识不可能有严格的予以鉴别,尚不能由‘辨证’而发展到‘识病’的阶段,是时代条件的限制。”［1］临证之际,仅仅重视症状是不够的,还必须识病,所以清代医家喻嘉言在《寓意草》中说：“治病必先识病,然后议药。”但他所讲的是识中医所说的“病”,章先生认为还必须识西医所说的“病”,才能认识病证的特异性,并确定病灶,使治疗更具有针对性。他指出：“不问病灶,不究病源,纯凭辨证用药,仲景天士俱有得失。”［1］ 其三,从“症”与“药”的关系来看,“有是症用是药”的观点还失之于狭隘刻板,不利于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方药的现代应用。前人遗留下来的大量方剂,包括《伤寒论》《金匮要略》里的方药,至今仍有研究的价值,但绝不能一成不变,按图索骥。章先生认为,其研究“并不一定限于原有条文中的病证,也就是说以现代的观点来看某一方剂也许应用在原有病证上不很适合,但是临床上移治别一疾患,有时却非常有效,这是扩大仲景药治范围。”［1］古方今病往往枘凿不入,当知变通论治。随着人们实践的深化和科学研究手段的应用,一些方药的新的功用正被发掘出来,从章先生留下的医案中,可以看出他的处方广泛汲取了“新知”和民间医疗经验,对传 统的陈式进行了大量的革新。章先生指出：“中国医学的特点是综合整体性的疗法,一种方剂并不限定医治某一病证,象前人狭隘的主张‘有是症用是药’这是单纯观点,还缺少全面认识。”［1］这种“作用于整体以矫正‘病理变化’的综合疗法”［1］也是中医学的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