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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而不同”的理念平衡人生 　　摘 要： 孔子要求人们确立“无可无不可”的生活态度，以可进可退、与时相宜的方式去处世。孔子由此设定了一种内方外圆、外柔内刚的理想人格，创导了“和而不同”的人生哲学，启示我们用“和而不同”的理念平衡人生。 　　关键词： 孔子 理想人格 “和而不同” 平衡人生 　　 　　个体性与群体性、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矛盾，是人类永远也无法解脱的困境。在人的整个一生中，谁能很好地找到它们之间的平衡点，也许谁就可能游刃有余，找寻到平衡的人生。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在他的言论集《论语》中对人生问题作出了大量简洁、深刻而又极富哲理的论述，提出了一种内方外圆、外柔内刚的理想人格，并阐发了“和而不同”的人生哲学，启示我们用“和而不同”的理念平衡人生。 　　一、“无可无不可”的生活态度 　　孔子十分看重人的内在品质的塑造，但另一方面却认为人的外在环境包括个人境遇是不由人主观选择的，不可勉强，因而提出了与时相应、可进可退的人生态度。他曾举出历史上伯夷、叔齐等七位有影响的逸民，把他们分为“避世”、“避地”、“避色”、“避言”等不同的处世方式，并明确表示：“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参见《宪问》）他认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人的处世并没有非如何不可的固定方式，考虑的只是怎样才合适。面对清浊不定、无法把握的外在环境，孔子主张以灵活的方式应对之，以求和睦相处、存身待时。 　　满怀救世之心的孔子着力塑造人的内在品质，却主张以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处世待物，他是要以进退适宜的方式达到与外在事物的和谐。学生有子曾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这里的“和”，是指人与外界事物的关系。礼的功用，以追求和合为贵。有子的这一观点基本上概括了孔子处世态度的本质。他进而认为，追求和合是先王之道中最好的一条，人们生活中遇到的大小一切事情都要从此出发去做。我们由此理解孔子所提倡的处世态度和他对礼制的推崇，就能明白二者本质上的一致性。 　　孔子主张以恭谦、随和的态度处世，并在条件许可的时候积极地干预政治、影响社会，这种无可无不可的灵活方式表现了他在处世方式上的一种积极性的外在的柔顺。 　　孟子在谈到人的修养时曾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对孔子积极灵活的处世态度作了极好的发挥。 　　二、内方外圆的理想人格 　　孔子提倡内在方正与外在圆顺相统一的理想人格，这种人格也是一种内在刚强、外在柔顺，即内刚外柔的人格。他赞扬卫国大夫宁俞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长》）宁武子的过人之处不在于政治清明时他能施展自己的才智，而在于政治黑暗时他愚钝得使人浑然不觉，他达到了常人难及的高度圆顺，从而也保持了自己内在方正的品质，构成了一种完美的人格。孔子一方面反对只讲处世圆滑而品行不正的行为，如他多次表明对“巧言令色”之人的反感。他认为：“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氏》），不主张结交那些逢迎谄媚、阿谀奉承、花言巧语的人，以免伤害自身。他对那些缺乏方正品格的人历来评价不高，曾明确表示：“乡愿，德之贼也。”（《阳货》）另一方面，孔子也反对那些固执一端、不知变通处世的行为。如他对高足子路的多次批评就是这样。他甚至认为，不知灵活变通，就难有人格的完满。孔子在回答学生厚宪关于什么是耻辱的问题时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宪问》）在孔子看来，国家政治由清明变得黑暗了，一个人还不知变通地在做官食禄，而不能与政治决裂，这就是耻辱，因为外在的不圆顺伤害到了其内在的方正。他认为，鄙陋的人做官从政是难以做到人格完满的：“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阳货》）在孔子看来，事情的要害就在于这些人处世方式上缺乏可进可退的圆顺性，知进而不知退，必然丧失应有的方正；相反，若取进退随时的圆顺态度，不患得，也不患失，才能保持自我方正的君子本色。 　　三、对理想人格的身体力行 　　孔子不仅提出了一种理想的人格，而且身体力行，在无意中为人们作出了实现理想人格的示范。他满怀着救世济民的宏图大志投身于社会，但在“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八佾》）的现实社会，他总是怀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的避世之念。他在许多诸侯国栖惶奔忙，既有条件许可情况下见用的经历，又有境遇不良时离职而去的惆怅。他始终与国家执政者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既想参与政事、影响执政者，又不愿与之苟合，一生中表现出了内在方正与外在圆顺的统一。 　　有一件事是，鲁国的孺悲想见到孔子，孔子推说生病以辞绝，但当传话人走出大门时，他弹瑟唱歌，故意让其听见（《阳货》）。孔子因某种原因不愿见到孺悲，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