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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盐铁会议探析 　　摘 要： 西汉昭帝时期，贤良文学与大夫派在盐铁官营、匈奴问题、儒法评价、德刑使用等方面展开激烈论战。文章引用文献典籍分析双方的言论观点，双方是既有正确又有悖谬，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贤良文学的看法更近乎历史实际。 　　关键词： 盐铁会议 贤良文学 大夫派 汉武帝 　　 　　一、会议背景 　　 　　《汉书?车千秋传》载，汉昭帝“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于是盐铁之议起焉”，即所谓之盐铁会议。会议参加者除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外，还有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史、御史等属官。 　　会议的召开，与当时的大将军霍光、谏议大夫杜延年有关。杜延年曾多次向霍光建议：“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于是“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椎盐铁，皆自延年发之”（《汉书?杜延年传》）。杜延年之所以建议“修孝文时政”，诚如班固所言：“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可见严峻的社会形势是这次会议的真正起因，而杜延年的建议不过是正确地反映这种形势罢了。 　　汉武帝时，国家财政空虚，阶级矛盾激化，官吏胡作非为。武帝死，昭帝即位，从这时到盐铁会议召开的六年间，上述状况依然存在。汉武帝时农民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历年遗留的流民问题仍相当严重，昭帝不得不多次下诏解决。始元元年，诏：“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二年三月，“遣使者振贷贫民毋种、食者”。八月，诏：“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四年秋七月，又诏：“比岁不登，民匮于是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上所引均见《汉书?昭帝纪》）汉昭帝频频下诏，说明流民问题已严重威胁到统治阶级的安全。 　　汉武帝打了一辈子匈奴，但四夷之患并未真正解决。在武帝驾崩的当年冬天，匈奴便入侵朔方，“杀略吏民”，迫使汉廷不得不“发军屯西河，左将军桀行北边”。第二年，即昭帝始元元年夏，西南夷二十四邑皆反，汉廷派水衡都尉吕破胡招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的军队匆忙前去镇压（见《昭帝纪》）。始元四年冬，西南夷复起事，水衡都尉吕辟胡击之，“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战，士战及溺死者四千人”（《汉书?西南夷传》）。始元五年，“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汉书?匈奴传上》）。可见汉与匈奴、西羌、西南夷、乌桓等民族之间的关系有多紧张。 　　汉武帝实行严刑峻法，在其后非但未改变，反愈演愈烈。武帝曾说：“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繁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易难乎！”如此残酷的法律主要是针对下层百姓的。对此汉成帝也未否认：“于以罗元元之民，夭绝亡辜，岂不哀哉！”（《汉书?刑法志》）汉代景帝以前的几位帝王坚持节俭治国政策，但到武帝时，开侈糜之风，其本人自不必说，连官吏们也争相奢侈，“室庐车夫僭上亡限”（《汉书?食货志》）。汉成帝时，虽然已是危机四伏，“然俗奢侈，不以畜聚为意”（《食货志》）。 　　由武帝之世带来的各方面严重问题，震动了汉昭帝和执政大臣，迫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回顾以往的政策得失。这就是盐铁会议的背景。 　　 　　二、激烈辩论 　　 　　这次会议由丞相车千秋主持，以桑弘羊、丞相史、御史等大夫为一方，贤良文学为另一方，双方唇枪舌战，进行了激烈交锋。论战情况记录在桓宽《盐铁论》中，大致有四个方面。 　　（一）关于盐铁官营问题。大夫派主张盐铁官营，认为盐铁官营利国利民，有益而无害。御史言：“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又说：“大夫各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盐铁论?轻重》，以下只注篇名）他们还认为，盐铁官营消除了像吴王刘濞那样的地方割据势力。 　　贤良文学则主张取消平准、均输、酒榷制度，罢盐铁官营。认为这些政策是“与民争利”（《本议》），造成“国家衰耗，城郭空虚”（《轻重》），提出：“安民富国之道，在于反本，本立而道生。顺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劳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无本以统之，虽竭精神，尽思虑，无益于治。”（《忧边》）还提出：“方今之务，在除饥寒之患，罢盐铁，退权利，分土地，趋本业，养桑麻，尽地力也。”（《水旱》）总之，在贤良文学看来，富国安民的根本在于搞好农业，即所谓“反本”、“修源”。 　　（二）关于汉与匈奴的关系问题。大夫派主战，贤良文学主和；大夫派崇武备，贤良文学尚德服。贤良文学认为：“用军于外，政败于内。”（《备胡》）对外用兵，会给内带来忧患。繁重的兵役徭役，对社会构成了严重威胁，“长子不还，父母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