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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七子派与唐宋派的复古 　　摘 要：关于七子与唐宋派的争论，多数人认为是复古与革新的区别。然而两派实则同为复古，只是复古的方式与师法对象等有所区别。本文拟对二者复古之异进行论述。 　　关键词:七子派；唐宋派；复古方式；情理之争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5-0095-01 　　 　　七子派，明弘治、正德年间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为区别后来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世称“前七子”。前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前七子崛起文坛之后，其复古主张立迅速风行天下，成为文学思想之主流，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而嘉靖二十年之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力图重振复古思潮，把文学拉回到前七子所指示的发展轨道，其精神与前七子一脉相承。 　　所谓“唐宋派”是指以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为代表的作家组成的文学流派。唐顺之的“ 本色论” 被视为唐宋派的代表理论。唐宋派代表作家起初也是拘拘于模拟秦汉文，甚至模拟前七子的模拟之文。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和反思, 他们对七子派散文主张和创作方法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 并由怀疑走向否定，形成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章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曾，易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 　　一、复古方式之异 　　前七子复古，首先从模仿古人体制入手。他们认为“文章之道，与时高下，故纂言者必去法乎上”，取法标准即在体裁之高下。拟古必须从体裁入手，“夫追古者未有不先体者也”(转引自简锦松《明代文学批评研究》，217页)所以前七子在文宗秦汉以前，诗则由盛唐近律上溯魏晋古诗、楚辞汉赋、《诗经》四言体。李梦阳在《潜虬山人记》（《空同集》卷四十八）中谈及他示人以作诗之法时说： 　　山人商宋梁时，犹学宋人诗。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无诗。”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已问唐所无，曰：“唐无赋哉？”问汉，曰：“无骚哉？”山人于是则究心赋、骚于汉唐之上。骚源于楚，赋盛于汉，近体律诗完成于唐，体格最为纯正。李梦阳劝人效法楚骚、汉赋、盛唐诗，正是“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 （语出自严羽《沧浪集》卷一《沧浪诗话》）之意。 　　前七子从体制入手复古，并非仅从诗律上摹拟古人，而是要从高格古调山中追寻自然之音，使诗歌成为表达情志的真诗。李梦阳在《诗集自序》中说: 　　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谓之风也。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今真诗乃在民间，而文人学士，顾往往为韵言，谓之诗。 　　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士，比兴寡二年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辞多页，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谔也，呻也，吟也，行?愣?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故曰：“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 　　李梦阳强调作诗应求“自然之音”，包含情感的真实和形式的自由两个方面，所谓“自然之音”即张口发声，直抒胸臆，不受格律声韵的束缚和限制。民歌不受格律声韵的束缚限制，能够充分地表达作者喜怒哀乐的情感，而文人作诗，首先考虑诗歌的格律声韵，不能自由地表达情感，因此被李梦阳批评为“出于情寡而工于辞多”的“韵言”。 　　李梦阳提倡具有“自然之音”的真诗，是为了打破程式化了的律诗的形式束缚，更充分地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感情。虽然李梦阳也说过“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袭其辞”（《驳何氏论文书》），表明他并不主张僵极地模拟古人，所谓“尺寸古法”的要求实际上仍然造成很大的负作用。思想情感是文学中最活跃的因素，它需要文学的语言形式与之作相适应的不断调节变化，他没有通过寻找新的样式和表现方法来重新获得创作的自由，而是想通过模仿古人求得真诗，结果只能是求得古人之真，却限制了自己的表达，从而陷入拟古的窠臼。 　　二、“情”与“理” 　　在李梦阳的《结肠操》（《空同集》卷五十一）中有其对“情”与“理”的关系看待： 　　天下有殊理之事，无非情之音。何也？理之言常也，或激之乖，则幻化弗测，《易》曰游魂为变是也。乃其为音，则发之情而生之心者也。……感于肠而起因，罔变是恤，固情之真也。（《空同集》卷十五） 　　李梦阳认为“理”只体现了事物的常态，而有些事物往往乖谬背理而超出常态。程朱理学认为，“理”是包举一切的最高主宰，“理一分殊”，体现于万事万物之中。李梦阳却认为理主常，情主变，发自内心的声音都是真情，不一定与理相合。程朱理学主张文学应该表现“理”之正，乖谬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