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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诗歌“善取类”的认知模式 　　摘 要: 中国文化中“善取类”一直是衡量智慧教养的基本尺度,也是哲学走出“不可说”之境的途径。本文以隐喻认知观为理论基础,探讨了中国诗学“引譬连类”的基本原则及象征思维所构建的浓厚诗意化特征,认为中国诗歌人与自然现象的广泛类比与隐喻关系使得“引譬援类” 成为一种规约化的思维模式,这实际上涉及了隐喻的认知功能,正是当今认知科学所说的隐喻性思维的预言。隐喻之“隐”构建的浓厚诗意化特征,成为中国文化表征方式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这种人与世界的同质性的诗意表征,体现了中华民族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哲学体认。 　　关键词: 中诗 隐喻 “善取类” 　　 　　一、引言 　　西方隐喻是以修辞中的认知逻辑开始的。如同关心整个认识过程的真假问题一样,他们也十分关心逻辑在修辞中的真假问题。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我们的祖先虽然没有用隐喻这样的术语,却非常自然地将象征思维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诗人善于并倾向于将理性思维付诸感性的渲染与体现。而华夏一族以自己独特的象形的文字, 意会的语法,委婉曲致的诗歌,含蓄悠扬地咏唱着,思索着天道与世间的吉凶祸福和不可明状的追问。孔子发出“不学诗,无以言”的深切教诲。“善取类”便成了当时衡量个人理解教养程度的基本尺度。中国这一诗歌和哲学王国,悠久诗教文化早已蕴含了深刻的隐喻认知观和人文观。我们可以从这里找到当代西方隐喻认知观的最早文化始源。 　　二、中诗“善取类”的认知观预言 　　国内外不少学者都曾论及中国哲学、艺术、思想及文化中的象征思维的影响。特别是中国诗学,以其婉转含蓄,巧词曲达为基本原则。自《诗经》起,譬喻就将中国传统的哲学理念置于诗歌六艺之法之中。“譬喻”就是诗人们“托物言志”的重要手段,所谓“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在《关于兴诗的意见》中朱自清结合了初民的思维方式,悟入《诗经》时代的“诗人”们的心理来探讨譬喻存在的理由。他说:“由近及远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所歌咏的情事往往是当前所见所闻。”[1]《诗经》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雎鸠求鱼与男子求女这两者在“求”上的相似性而引譬连类。“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则以桑叶肥泽,或喻女子正值年轻美貌之时,或喻男子情意浓厚之刻。这类起兴具有多义性,难以确指。其字面意义和隐含的意义,已构成了两个完整的层面,这是《诗经》中的普遍现象。这种触类旁通式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技巧得到孔子的充分肯定,使得后来的学者更加精于此道。《离骚》“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引譬援类思维模式。这就是王逸《离骚经序》总结的“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的象征手法。[2]汉代刘安等人在《淮南子》中说:“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则不知精微。”[3]则把诗歌构成的思维机制譬喻成打开思路的绝妙手法,解说为认识事体的主要法则。而到唐代,这种表达已经成为一种惯用方式。诗人巧妙地用双关手法,构成了字面意义和隐喻意这两个完整的意义层面。唐诗中大量双关、比喻实现了言与意的精彩照应。张九龄用他的《感遇》:“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表达了对自己品格高洁却怀才不遇,以至年华流逝而壮志未酬的感慨。 　　中国诗学引譬连类的基本原则及象征思维构建的浓厚诗意化特征,成为中国文化表征方式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朱自清曾探究了“象征”在“联想”心理过程和“含蓄”的艺术效果方面的相似之处。[4]周作人在《谈龙集》里提出了象征性的整合思维既是“外国的新潮流”,又是“中国的旧手法”的意见。[5]而这一说法在中国有着切实的文化思想源头,早在两千多年前惠施就将隐喻视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6]这实际上涉及了隐喻的认知功能,这正是当今认知语言学所说的隐喻性思维的预言,即隐喻是人的思维和推理的主要手段。[7]而隐喻之“隐”构建的浓厚诗意化特征,成为中国文化表征方式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和智慧结晶。 　　三、中国哲学“诗意的说” 　　“修辞术的路径绝不是仅仅通向诗的世界,为审美而装饰艺术的感性体验,而更是铺向哲学的空间,成为智者追寻真理、建立道德人格修养的方法”。[8]有史以来人与自然现象便有广泛的类比与隐喻关系,譬喻就不再仅仅是一种修辞方法,而成为一种规约化的思维模式。就像在古代阴阳五行思想中一样,这种隐喻不仅能够扩展我们的认知能力,而且能够揭示某些古老的真理。由此,哲学的表达不再是一种语言策略,而是已经成为人的存在方式本身,因为哲学总是趋向于“不可说”之境界。老子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9]所以,他只能“行不言之教”,“处无为之事”。而这种说“无”的可提示性,只有诉诸诗歌语言才是可能的。维特根斯坦曾坦率地承认:“我认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