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渭与杜甫的“异世同轨”.docVIP

论徐渭与杜甫的“异世同轨” 　　 摘 要: 徐渭称自己与杜甫“异世同轨”,这种说法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赞同,人们基本上是从命运的角度看待“异世同轨”。然而,“士不遇”的表象掩盖了它的核心精神,即由不遇而引发出的“狂”。狂性对二人而言,在理想人格的道路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个以“狂叫”来克服求圣道路上心灵的压抑,一个在“狂态”中走向了否定圣贤人格的道路。“异世同轨”需要重新认识。 　　 关键词: 徐渭 杜甫 狂 人格理想 　　 　　 “余读书卧龙之山巅,每于风雨晦涩时,辄呼杜甫。嗟乎,唐以诗赋取士,如李杜者不得举进士;元以曲取士,而迄今啧啧于人口如王实甫者,终不得进士之举。然青莲以《清平调》三绝遇宠明皇,实甫见知于花托而荣耀当世,彼拾遗者一见而辄阻,仅博得早朝诗几首而已,余俱悲歌慷慨,苦不胜述。为录其诗三首,见吾两人之遇,异世同轨,谁谓古今人不相及哉!”[1]P1098徐渭在卧龙山巅的悲情呼喊,试图使人们相信他和杜甫共同的不幸。但如果我们总是把思维定在“不幸命运”这一表象上,就很难认清“异世同轨”的核心精神,以及他们追求的人格理想的巨大差异。 　　 　　 一、不遇而狂:徐、杜“异世同轨”的核心精神 　　 　　 自儒家思想被定格为主流意识形态之后,中国古代的士人就彻底地迷上了仕途经济。在士人看来,唯有入仕,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在入仕的途中,哪怕是经历了孔子遭逐的惨状,有些人也会乐在其中。当然,乐在其中的往往是即便前期不顺或者长期不顺,但终究能入朝为官的人。然而朝廷的官位与参考的人相比,实在少得可怜。多数人还是被无情地抛在了墙外,其中不乏一些志士能人。一次次的被弃就像一次次地往伤口上撒盐。当疼痛尚能忍受的时候,他们也只是哀叹自己的“不遇”;然而当疼痛不止在于肉体,更有心灵的被戳时,发狂就成了士子们不得已的选择。 　　以别人的不幸来照见自己的人生,从中得到些许安慰,这是那些所谓“逸者”的残忍方式。狂者也喜欢看别人的不幸,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不但没能疗救自身的伤痛,更让自己在观看悲剧时痛上加痛,于是发狂成了没有办法的办法。徐渭的这篇《自题书杜拾遗诗后》就是观看三大才子悲剧的结果。或许,徐渭在想这个问题之前,心中怀揣着的是幸福的期望,是希望能从中得到疗救的快乐。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把三才子看的太过清楚,以至于做了可怕的区分。因为对于李白和王实甫,他更多的是看到了二者的积极面,忽略掉他俩的不幸之处;而杜甫的“不遇”正好符合了他内层的创伤性体验,极易到达崩溃的境地。这是明显缺乏心里解压机制的思想架构,不能滤清或有效稀释其情感中过于伤怀的成分。[2]P14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论语?子路》)狂者的本性在于进取,在于表现个人的意志。孟子把狂者归结为“行不掩”(《孟子?尽心下》),则是进一步明确了狂者的志向对行为的超越。总之,在原始儒家的圣哲们看来,狂者首先是积极进取的人,其次是在进取的过程中有着过于偏激的心性。至于偏激到以何种程度为界,倒不是一个为狂者定义的标准。徐渭的人格,按孔孟的说法,是个彻彻底底的狂者。这不仅在于徐渭对仕途功名的狂热、对抗倭安国的豪情,更明显的是其偏激的心性:“杀人如芟草”的冷血、“冷水浇背”的神经质和“寂寂柴门久不开”的愤青个性。而杜甫在人们的心中却是一位圣者的形象,他忧国忧民以至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忠主忠君以至于“一饭未尝忘君”,为了“广厦千万间”和“寒士俱欢颜”宁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样的一种形象,作为圣贤候选,无可挑剔。但是这不意味着杜甫不具有狂性的品格,因为儒家的圣贤里不乏狂人。孟子就是个典型,他处处辩论,毫不谦让,梁惠王在他面前毫无颜面可言。杜甫的狂性在其诗作中并不鲜见,当受不了内心的压抑时他“束带发狂欲大叫”,当忧国忧君时则“一饭未尝忘君”,甚至“自笑狂父老更狂”。 　　除了严重的精神疾病者,大概没有人会无事生狂。正如徐渭口中的“见吾两人之遇”(其实更多的是作为士子的“不遇”),而引发出的两人的狂性。“异世同轨”表面上是在说二人的怀才不遇,然而徐渭在卧龙山的呼喊却绝不仅在于呼喊命运的不公,而是在于认识到命运不公之后,对杜甫和自我狂性品格的欣赏。“谁谓古今人不相及哉”已经不再是上文那种怨声狂叫的语气了,而是一种后世知音的微笑。 　　 　　二、圣贤:徐、杜“异世同轨”的人格理想 　　 　　徐渭的确同杜甫一样,生前无名,死后显达。然而,就在晚明文坛巨擘袁宏道为徐渭鸣不平、并使徐渭“一夜走红”之后不久,晚明人开始尊称杜甫为“诗圣”。这是必然的选择,众望所归。但为何“同轨”之人,即同样的悲剧命运、相似的人格品质的两人,一个成了万世圣人,另一个却成了千古怪人?这得从二人的人格理想说起。 　　(一)杜甫:致君尧舜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历来被看成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