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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歌的可译性和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摘要:数年以来,关于诗歌可译与否一直众说纷纭,诗歌可译派和不可译派各持己见,争论不休。本文作者认为诗歌可译,并通过中国古诗的翻译来论证诗歌的可译性,并证明译者主体性在诗歌翻译中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可译性 中国古诗 译者主体性 美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7- 　　 　　一、中国古诗可译性之争 　　 　　在中国文学的阆阙中,诗歌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而中国古诗更是期中最璀璨、最绚烂的一朵奇葩,是中国人民最宝贵的智慧结晶,凭借其独特的文学魅力受到各代文人雅士的竞相追捧,并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辉煌成就。当前,随着各国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和互动,诗歌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和兴趣,然而,由于诗歌具有语言凝练、形式工整、感情充沛、想象力丰富、音乐性强等特点,这就给翻译造成极大地困难和挑战。 　　中国古诗的翻译对译者更是一个挑战。中国古诗英译的一个困难之处就在于难以做到形式上的对等。由于英语是拼音文字,汉语是象形文字,这种差别使得汉诗中对称的形式、尤其是寻常可见的文字对称美或建筑美,在英语中很难保存下来。此外,汉语韵律和意象丰富,而英语相对贫韵,把汉诗翻译成相应的英诗,如果译诗的诗意不足,不具备一定的美学价值,那么其只能在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语译诗在英语文化中变得极度边缘化,也不能使中国的传统诗词走向世界,不能达到翻译的真正目的。因此,中国古诗的翻译绝非易事,诚如吕叔湘先生在《中诗英译比录》的序言中所说,“以原则而言,从事翻译者于原文不容有一词一语之误解。然而谈何容易?以中国文字之艰深,诗词之凝练,译人之误会在所难免。”① 　　由于这种种原因,很多人都坚持认为诗歌不可译。在他们看来,“诗是最集中、最精炼的文字,诗之所以为诗的东西正是通过它的文字”,由于两种语言、文化,历史等不同,同一意象的联想意义(associative meanings)也不尽相同,“即使译者准确无误地体会了诗人的意思并且把它充分表达出来了,……,诗之所以为诗的东西不见了。”②一些人干脆就采纳罗伯特#8226;弗洛斯特(Robert Frost)的论断,“诗是翻译中丢失的那部分”(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 　　凡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诗歌是可译的。如郭沫若就曾认为,“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超过创作。”③只要译者具备创新精神,还是可以成功地翻译诗歌的。在许渊冲教授看来,诗歌翻译是有得有失的过程,尽管无法百分之百地传达原诗的情趣和意象,却可以通过创新翻译和补偿翻译取得较好的翻译效果。④ 　　 　　二、中国古诗的可译性 　　 　　笔者认为,中国古诗是可译的。要论证这一观点,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译者和作者的关系。传统翻译研究认为译者和作者是“主仆”关系(master and servant),译者身份被边缘化,被称为“隐形人”、“奴仆”、“模仿者”,“传声筒”等,一旦译者试图在译文中显示自己的身份和价值观,便会被认为是“叛徒”(traitor)。根据这种理论,译者应当将整个翻译过程建立在原文的基础之上,并准确无误地完整传达原文的信息和意思。然而,翻译过程要复杂得多,涉及到译者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判断和审美选择,要发挥自己的主体性(subjectivity)。翻译绝不是一维性的创作,而是两种体系的相互渗透。译者是传情达意的积极参与者,是作者的合作者。从这层意义上来讲,译者再翻译过程中发挥主体性的空间大大提升了,而成功翻译出作品的机会也相应提高了。 　　其次,要理解诗歌的可译性,必须清楚诗歌翻译的性质。过去,翻译诗歌都不被当做译入语文学的一种,译者只被认为是原诗作者机械拙笨的模仿者,无论其译作成功与否,都被是原诗作者的从属者。这种观点剥夺了译者在文学翻译中自由和主体性的发挥。而事实上,诗歌翻译也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具有独立的文学价值。在庞德看来,译诗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他翻译的李白的《长干行》虽然和原文出入颇多,却颇具诗意,与原诗达到了神韵上的对等,并影响了美国现代诗的创作。许渊冲先生也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目标是成为翻译文学,也就是说,翻译作品本身要是文学作品”。⑤由此可以看出,诗歌翻译的性质让译者有了更多自由发挥主体性的空间,因而为诗歌翻译创造了极大便利。 　　再次,要证明中国古诗可译,需正确理解并定义判断译诗质量的准绳。长久以来,人们都是通过原文和译文词义和语用层面上的“对等”(correspondence)或“相似”(similarity)来判断一篇译作是否是成功。这个准绳对科技翻译等信息型文本的翻译来说或许适用,但对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却行不通,这是因为诗歌翻译中更注重审美传